［中图分类号］I23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6-0060-06 《白毛女》被誉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里程碑，是革命歌剧的经典之作。然而，为什么这个叙事偏偏被写入“歌剧”形式当中，而不是当时已经相对成熟的话剧或者其他剧种，“民族新歌剧”的艺术冒险如何成为必然？回答这些问题不得不回到《白毛女》诞生的文化语境当中，尤其是追溯到秧歌运动那里。正是新秧歌为“民族新歌剧”提供了土壤和营养——“《白毛女》是在秧歌基础上，创造新型歌剧的一个最初尝试”[1](P860)。 由于戏剧叙事在唤起民众情感认同方面的特殊作用，“秧歌剧”成为阐释新社会合法性的得力工具；而“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恰恰提供了一个最符合时代需要、最契合意识形态话语意志的叙事由头。于是，以“歌舞剧”的形式讲述“白毛女”的革命叙事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更重要的是，延安渴望确立自己的文化地位，获取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因此，在文化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创新冲动，试图构建新的文化秩序。1943－1944年间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就是重构文化秩序的初步尝试。改造后的秧歌剧沟通了民间形式与革命叙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成为新文化实践的重镇。然而，秧歌剧不是终点，在创新欲望的驱使下，“民族新歌剧”呼之欲出。于是，“白毛仙姑”传说被改编为“民族新歌剧”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了。 一、民间文化：延安新文化秩序的基点 相对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延安确立新的文化形态的自觉是比较晚的，直到1940年才有理论上的探讨。“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2](P662)。这开台锣鼓就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①。这篇演讲不仅确认了延安文化的身份——现代文化转型之继承者与领导者，而且通过鉴别、选择，指明了延安新文化所要断裂和延续的各种文化资源。报告表明，延安试图重新构建文化秩序，实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愿景。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普及”和“提高”的现实需求出发，特别将民间文化纳入到新文化的视野中。这是继20年代左翼文人的“大众化”讨论后，民间文化第一次被有效地整合、利用。由此，延安新文化秩序渐趋明朗，即这是一个以民间文化为基点，融合其他“合法”文化资源，向着革命而现代的方向聚拢的等级序列。 为什么延安给予民间文化特殊的重视？为什么首先选择民间秧歌与革命结盟？这与延安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基础密不可分。1935年10月，长征队伍到达陕北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片文化贫瘠的黄土地。这里地处偏远，资源贫乏，盗匪猖獗，社会环境极其恶劣。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处于地方武装冲突中。辛亥革命以后，又成为军阀混战之地：哥老会、皖系军阀和直隶军阀相继控制了陕西。红军到来以前，陕北是井岳秀的基地。“他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小军阀不断从效忠这一军阀转到那一军阀，这是支撑整个这一结构的重要活动方式”[3](P338)。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对这里的影响极其有限：边远一些的地方，四五百人中难找到一个识字的，而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整个县内也只有一两个人。在这样一种文化土壤上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实现意识形态话语诉求，将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对于新文化的筹划者来说，必须寻找一个突破口，以取得民众心理和文化上的认同。最终，他们在陕北农村发现了土生土长、粗野豪放的民间文化，发现了民间秧歌在组织农民精神生活和社会秩序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原初的民间秧歌，有歌、有舞、有剧，也有歌舞剧三位一体的“小戏”。从表演形态上看，一般是男女对扭，男扮女装，嬉笑怒骂，无所拘束。从美学风格上说，极具喜剧情调，红火热闹。从社会价值上说，秧歌表达了民众对人生和世界的愿望，“含有令人神往而又有危险性的思想、愿望、性冲动、道德怀疑和造反空想，以及诸如此类的颠覆、或者威胁乡村社区的意念等”[4](P2－3)。 30年代末舒湮参观延安时，亲眼目睹了上元节时候民众对秧歌的期盼和渴望： 那天晚上，延安大街上两旁店铺都在廊檐下扎彩张灯，过了酉刻，索性连门也掩上，在门口列着几排长凳，留作观灯的坐席。我们从城外回到旅店，正想走出去吃饭，招呼店伙替我们锁门，谁知他们也都去看热闹了。饭馆灶上封着火，满街全是看灯的人。我们既无处找饭馆果腹，只好也跟随众人后面，忽南忽北，恭候花灯行列的过市。[5](P27) 一时间，花灯、杂耍、丝竹管弦、高跷、舞狮等等，齐向街头涌来。“几个壮汉所扮的乡下婆娘的扭捏模样，脸上打满厚厚的白粉，学着三寸小脚的莲步”，满口调情的俚词，引得人“笑得合不拢嘴”。那高跷尤其引人注目，“跷棒约有七八尺长，踩跷的孩子走路快的时候，连我们两条腿也追不及”[5](P27)。那一夜，无论是秧歌演员还是观众，个个都沉浸在活跃而狂纵的欢乐中。“三百多天积压的苦闷，都在一个晚上发泄尽”[5](P28)。秧歌伴随着陕北农人度过每一个岁末与春始，成为乡民灰色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调剂。那是一种外来者所不能体悟的狂欢性体验，“是它容许农民参与一种戏剧式的游戏”[4](P2)。秧歌不仅折射出民众千百年来被压抑的渴望，也呈现出他们朴实的艺术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