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雷雨》，中国留日学生1935年4月27—29日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的公演，通常被认为是首演（简称“旧说”）。① 1993年，刘克蔚先生经过“多方寻觅史料和反复考证”，发表《〈雷雨〉国内首演钩沉》（以下简称《钩沉》），提出“《雷雨》首演不是1935年4月在日本东京，而是1934年12月2日在浙江省上虞县的春晖中学。”② 1997年他又发表《〈雷雨〉首演春晖中学始末》（以下简称《始末》），对考证的缘起和首演的经过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③ 但是，至今仍没有被学界接受，各类学术著作、文学史和戏剧史的著者大都仍然沿用“旧说”。④ 为什么会这样呢？客观讲，尽管刘先生所做的工作是扎实的，但也不可否认还存在着容易使人怀疑的不足：主要是考证与表述上的不周密。也许这正是学术界至今没有采纳这一客观史实的缘由。 一 刘先生对此问题进行考证的缘起，在《钩沉》一文中交代比较简单，《始末》一文则比较详细。1991年春晖中学举行建校70周年纪念，他于9月8日到杭州大学参加杭州市校友大会，应邀到40年代后期春晖中学的同事景金城、朱源夫妇家畅叙春晖往事，⑤ 因他们三人都是当时湖风话剧团成员，交谈中特别回忆了同在“湖风话剧团”的种种活动。⑥ 由此景先生又回忆起了学生时代的1934年在春晖校庆纪念会上首演话剧《雷雨》的往事。他想纠正“旧说”，但因年迈多病，力不从心。为使老人安心，刘克蔚先生慨然承诺去考证。于是便有了前述文章。 假如说景金城的回忆并没有错，那么必须确定景先生与春晖中学的关系才能使人确信。但是刘先生忽视了这一点。虽然在《始末》一文中说了景“1934年在春晖高二年级读书”，后面也将当时演员所在的年级一一列出来了，但这仅仅是景先生等人的回忆。尽管这种回忆并没有错，但还是给人留下了疑窦：他们是40年代后期的同事，湖风话剧团是在40年代后期组成的，景金城先生1934年是在春晖中学读高二年级？他们50年后的回忆准确？经过考证，我的回答是确定的。 经过仔细搜集，我们发现，在春晖中学文化研究室的资料中至今还保存着一本《春晖中学校友录·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以下简称《校友录》），封面下部所署时间为“1936、11、”。这本校友录包括“现任教职员之部”、“在校学生之部”、“前任教职员之部”、“历届毕业生之部”四部分。查该校友录，在“历届毕业生之部”中的“高中第六届（二十五年六月毕业）”名单中，第二个名单即是“景金城，余姚，余姚浒山景氏医庐”。⑦ 当时高中的学制是三年，景金城1936年6月毕业，显然，1934年9月—1935年7月，他在高二年级学习确定无疑。而且，在“初中第九届（二十二年六月毕业）”名单中，第11个名单即是“景金城，余姚，余姚浒山景氏医庐”⑧；在“附小第七届（十九年六月毕业）”名单中，第37个名单即是“景金城，余姚，余姚浒山景氏眼科内”⑨。可见，景先生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在春晖中学毕业的。他是1929年9月进入春晖中学预科部二年级（即小学六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⑩ 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宝贵时光。这充分表明，1934年12月毫无疑问是在读高二。 春晖中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909年的春晖学堂，1919年12月2日革新的私立春晖中学校董事会成立，王佐为董事长。(11) 景金城在春晖读书时一直是校庆活动的一个主要组织者与参与者，校庆活动举行文艺表演总是离不开他，他是校庆话剧演出的主力。他刚进春晖时，高中年级的同学就上演了易卜生的话剧《娜拉》，引起了他演话剧的兴趣。1930年，他在初中一年级时就大胆地选演了洪深改编的王尔德的多幕剧《少奶奶的扇子》，在学校评比时得了冠军。(12)“九·一八”以后，春晖中学学生成立“白马剧团”，他是主要成员，在韩逋仙老师的指导下，与同学王敏锦、潘凤韶等一起演出表现朝鲜人民抗日爱国的话剧《山河泪》，因为演出效果好，还组织到五夫兵营，余姚县城等地去演出，起到了很好的反日宣传效果。(13) 同时还参与演出《顾正红》、《名优之死》等话剧。这种演剧活动培养了他的舞台感，积累了演出经验，提高了他对话剧的鉴赏能力。抗战时期他在学习和工作中仍然演话剧。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春晖中学当老师，参加“湖风话剧团”，先后演出《雷雨》、《北京人》、《飞将军》、《野玫瑰》、《为祖国飞行》、《讨渔税》、《禁止小便》、《中央》等话剧，并担任《雷雨》的导演，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 1934年12月2日，是春晖中学的校庆纪念日。作为惯例，他们演出文艺节目，演出话剧是无疑的。景金城是学生会主席，话剧演出的爱好者，以他为首的春晖学生在纪念会上排演《雷雨》也是完全可能的。 二 蔡元培先生指出： “凡人行事，虽出于自己，但环境也是支配人底行为。”(14) 春晖中学在1934年12月2日在校庆晚会上演出话剧《雷雨》，时代、社会与学校的环境为它准备了条件。我们可以从绍兴的话剧运动史中和春晖中学戏剧活动史中找到答案。 绍兴话剧运动的出现应该是在民国初年。1912年，绍兴县孙端镇孙端剧社在上亭公园演出文明戏。1913年4月13—17日，浙江（绍兴）第一模范剧场演出许啸天编新剧《秋瑾》全本。(15) 同年，绍兴的首家戏院觉明舞台建成，这个可容纳约800观众的镜框式、能旋转的舞台，当时在浙东首屈一指。它的演出紧跟上海的潮流，文明戏在上海兴起，它也演出《土牢记》、《孽海花》等文明戏。(16) 这可以说是绍兴话剧史的开始。 “五四”运动爆发后，绍兴的话剧运动获得了迅速发展。为了发动群众，提高其思想觉悟，取得支持，5月10日，绍兴县漓渚区的张若霞发起邀请聘请上海春声剧社来开演新剧，并将演出所得收入作为教育经费；11日，绍兴县柯桥区开泰乡学务委员章桀如一面筹建夜校，一面与乡自治委员章杏云、章杏泉、戴佩轩等发起演出新剧，也聘请春声剧社来乡演出，以章氏宗祠为剧场，于16日起演出一星期，收入充作开设夜校及“阅报社”之经费。26日，绍兴柯桥区开泰乡爱国会长章杏云与绍兴爱国会长高天栖等发起，在聚贤乡校组织成立“开泰乡爱国新剧团”，聚贤、集贤、景贤三校学生500余人参加成立大会，并于29日演出《朝鲜亡国惨史》，并到各乡巡回演出。同时，上虞下管青年徐用宾、徐镜渠等人也组织演出文明戏，进行文化宣传。6月，上虞崧厦镇县立第二高小职员组织“醒世新剧团”，29日在上虞县城所在地百官镇演出《朝鲜亡国恨》。7月30日，绍兴五中、五师、越材等校学生发起成立“学生救国新剧团”，多次排演《女店主》、《装哑》和《国耻纪念歌》等文明戏。同时，绍兴机关亦急起筹备救国新剧团。这些戏剧活动，传播了新文化，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不仅“开通民智”，而且很好地发挥了反帝反封建的作用。1924年5月底，绍兴女师学生排演《卓文君》（郭沫若编）及《孔雀东南飞》等反封建的戏剧，县议会却以“女师男女师生合演《卓文君》有碍风化”为由，借口“县库支绌，经费难以维持”，决定停办女师。后来，在女师学生的坚决斗争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社会各界的绍兴籍名流及团体的大力声援下，县议会被迫撤销停办女师的决议。史称绍兴女师“卓潮”运动。(17)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何赤华、钟子逸、杨眉山等人筹建“五卅”惨案表演团，在诸暨县城隍庙连续两天公演《同胞血》，观众万余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以后，话剧成为绍兴人民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进行革命宣传，开展对敌斗争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和手段。于是，戏剧社团蜂起，先后成立的剧团除上述所列之外主要的有几十个，如绍兴梦幻剧团、绍兴民众剧社、绍兴业余剧人协会、上虞晨钟剧社、上虞县“三干”剧团（苦干、硬干、实干）等等；演剧日盛，演出的剧目一百多个，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