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1978年，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为标志启动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无疑是中国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是中国在社会体制改革的探索中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的过程。 与此呼应，中国音乐界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同样在创作、理论上风雷激荡。 1976年“文革”结束，音乐界开始和其他文艺领域一起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旨在恢复“文革”前十七年音乐的重建工作。但和这一时期诸如文学界涌现了小说《班主任》、《伤痕》等“伤痕文学”，美术界准许“星星画展”展出，戏剧界产生了话剧《报春花》，电影界公映了《牧马人》、《芙蓉镇》等一系列具有批判意识和反思性质的作品不同，音乐界的“拨乱反正”较为平和。 20世纪“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① 无可阻挡地迅猛掀起。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为指导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在1979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在《祝辞》中指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并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要求艺术领导者对艺术家“写什么”和“怎样写”都“不要横加干涉”，“必须废止”过去那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领导艺术创作的做法；还希望“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他的《祝辞》象征着中国艺术领域的相对“解冻”。 由此东风推动，两块儿板砖被悄然投入了中国音乐界的平静水面：一块是当年如同砖头般的盒式录音机，带来的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开始在民间日益流行；另一块是英国剑桥大学作曲教授阿·葛尔，携着一摞厚厚的讲义，于1979年登上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讲台，对西方现代主要音乐流派及创作技法进行系统讲学…… 同此前的说教，充满“健康”、“乐观”歌曲形成鲜明对比的港台流行歌曲，以其平浅流畅、悱恻怅惘的旋律、新颖多变的节奏所带来的可舞易唱的大众化特点，以及从日常生活中撷取表现题材所具有的亲切感，征服了大陆民众在“文革”后痛定思痛、哀怨抑郁情怀急欲宣泄的心灵。于是不仅其本身蔓延之势不可收拾，而且作曲家也受此风格样式的启迪，创作出了像王酩的《妹妹找哥泪花流》、张丕基的《乡恋》等一系列流行歌曲化的“抒情歌曲”，并出现了李谷一、朱逢博为代表的“气声”演唱方法，一时间因情真意切而广受欢迎。 与此同时，“文革”后第一批就读于北京、上海音乐院校作曲系的青年作曲家们，也开始了他们的创作实践。这些大多出生于50年代，十年浩劫之际有着切身苦难经历的青年人，当他们带着这种由生活体验所决定的纷扰复杂心绪情怀投入创作，而传统的民族音乐，抑或西洋古典、浪漫时期的形态躯壳，都难以容纳他们欲以伸张自身骚动不安的灵魂时，他们自然地向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伸出借鉴摄取之手。 虽然港台流行歌曲和被冠为“新潮音乐”的青年作曲家的作品，从问世伊始就受到旧音乐观念的指责，但真正的震荡却始于1980年。 年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举办，根据公众选票评选出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等“15首群众喜爱的广播歌曲”；《北京晚报》则举办了大陆流行音乐的第一次重大活动：“新星音乐会”，它宣告了“歌星”这一群体的出现；同时电声乐器也在诸如王立平等人作品中得到了运用。然而当年5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等6部门为抗衡“15首群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而专门“推荐”了倡导“战斗性、时代性”的12首歌曲，隐然呈现了以传播媒体为一方和以中国音乐家协会为另一方的音乐话语权，在流行音乐态度上的分化。尽管如此，由“抒情歌曲”演化的流行音乐已呈覆水难收之势。届时主张返璞归真式的生活理想，追求清新的音乐语言和真实感受的台湾校园歌曲，如《外婆的澎湖湾》、《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龙的传人》和《酒干倘卖无》，及随同电视台播放的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陈真》的主题歌《孩子，这是你的家》等港台流行音乐进一步冲击大陆，获得了青年学生，包括反对邓丽君音乐模式的人的广泛认同。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歌星奚秀兰的《阿里山的姑娘》和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的演唱，更无形中为港台流行歌曲从地下登堂入室走向社会层面作了有力铺垫。在北京和广州，于1985年相继推出了广受欢迎的“南腔北调大汇唱”和“85羊城红棉杯新人、新歌、新风大奖赛”，及1986年的“民歌大汇唱”。与此同时，大陆的音像业也获得了飞速发展，到1985年，大陆音像公司约达三百家之多，在没有版权保护和演出管理滞后的情况下，使得流行音乐如无缰之马在广大的范围内得以飞速传播。 在世界和平年的1986年5月，有120余名歌星参加的主题为《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型流行音乐音乐会在北京成功举行。音乐会上由王健、陈哲、刘小林等作词，郭峰谱曲的主题歌《让世界充满爱》，以及崔健创作并演唱的大陆摇滚乐开山之作《一无所有》，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年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开始设立通俗唱法项目；而1985年新上任的中国音协领导班子，对流行音乐也采取了支持和疏导的方针，于1986年举办了全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三大活动的连续举行，使得该年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崛起年，使之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尤其在1987年继《一无所有》，和刘志文、侯德健和解承强的《信天游》之后，涌现了一系列以陈哲和苏越的《黄土高坡》、徐沛东和孟广征的《我热恋的故乡》、李黎夫和刘欢为的《心中的太阳》、雷蕾的《少年壮志不言愁》及1988年的电影《红高粱》插曲等为代表，歌词带有强烈的批判性及粗犷的情感色彩，在音乐上呼唤阳刚之气和强悍有力的表达风格，具有强大的宣泄性和感染力的“西北风”作品，标志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成熟。至于诞生于80年代中期，由王祖皆、张卓娅作曲的《芳草心》（向彤、何兆华编剧），则代表了1980年以刘振球作曲的《现在的年轻人》（盛和煜、汪荡平编剧）为起点的音乐剧的探索，绝大多数或充满爱国激情，或具有乐观向上的精神内涵。其态势不仅表明了现代流行音乐在表现重大和严肃主题上的可能性，也体现了当时中国流行音乐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高层次艺术追求的独特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