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话剧史，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部社会变迁史。伴随着中国社会急速而巨大的变化，话剧舞台也在三十年的岁月中不断变换着场景和主题。从社会反思到艺术反思，从艺术转型到经济转型，从个体思路到团体思路……统领这个过程的是观念的发展：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丰富，从被动到主动。在社会变革的促迫下，在多元文艺思潮的刺激下，伴随着迷惘与阵痛，中国话剧经历了深刻的蜕变与转型，日渐迸发出生机与活力，并在凤凰涅槃中获得新生。 一、由社会反思到艺术反思 8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以解放思想运动为标志的。与整个社会改革的进程相联系，思想上的启蒙主义、美学上的多样化探索成为中国话剧在这一时段的两面旗帜。 1978年中国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转折关头，话剧迅速挣脱政治桎梏，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汛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救救他》、《权与法》、《血，总是热的》、《灰色王国的黎明》等作品，先后在广泛观众圈中引起轰动，酝酿并促动了时代的反思，充分展示了它的公共性效应。与此同时，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功勋的剧作，如话剧《西安事变》、《陈毅市长》、《彭大将军》等，也都掀动了民众的正义情感。这些作品，虽然都是打有个人印记的生活片段，却自觉承担了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说真话，抒真情，突显了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特征。话剧创作在它复苏的时候，像它最初出现于中国舞台上的时候一样，发挥了匕首和投枪的舆论作用，其立意主要在于政治内容上的拨乱反正和呼唤人性的苏醒。尽管过去阶段留下的直接“为政治服务”的痕迹仍然明显，但它的改变难能可贵，并标志着一个新开端的到来。 但很快，人们不再满足于戏剧舞台的政治化与复古化，深化了的时代审美需求呼唤着戏剧的本体发展和舞台面貌多样化的出现。话剧开始了由政治反思到艺术反思的过程。随着国家经济、文化领域的不断开放，西方现代戏剧艺术成为中国话剧创作者更新观念、改变艺术风格的重要借鉴对象。一时间，来自西方现代戏剧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残酷戏剧、质朴戏剧、“间离”戏剧等蜂拥而入，引导着中国话剧从原有的写实形式和“现实主义”中走出，摹仿、借鉴、摸索、探寻着新的艺术取向。摒除戏剧表面上的装腔作势，使之进入到人的内在精神层面，深入人生意识，追寻人的心声与历史回声；解除舞台陈规的限制，探索戏剧多种呈现方式的可能性，使之得以顺畅表达人的真实情感，将政治化戏剧引入审美戏剧——这些，成为戏剧反思和探询的症结所在，戏剧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从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反映在话剧舞台上，则是一个激荡昂扬的探索时代的到来。探索最先从话剧的形式开始，引入自由的时空切割方法、灵动的换场形式、象征性的表现手法等舞台手段，求新求变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现象。在戏剧探索的这股潮流中，不能不提到高行健的名字。这位受到法国现代派戏剧启迪的作家，用他的小剧场戏剧三部曲《绝对信号》、《车站》、《野人》，呼唤中国戏剧舞台形式的革命。一时之间新颖作品琳琅满目，《对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街上流行红裙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屋外有热流》、《挂在墙上的老B》、《魔方》、《山祭》、《W.M.我们》等等，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著名导演黄佐临所长期倡导的“写意戏剧”在此时露出端倪，其主张完好体现在他本人导演的《中国梦》中，徐晓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林兆华导演的《狗儿爷涅槃》，都是破除传统观念，张扬写意因素的话剧范本。 探索话剧的舞台变革打破了传统的“三一律”要求，解决了舞台时间和空间自由流动的技术问题，过去、现在、将来纵横交错，空间转换灵活自如，不拘于一个固定地点，心理逻辑取代了叙事逻辑，网络结构取代了线形结构，人物的内心世界外化为直观的舞台画面，使舞台更加具有表现力。《绝对信号》在舞台上展现的不是剧中人的现实行动，而是他们内心激荡起伏的意识流动，回忆、想象、幻觉，成了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构成。《中国梦》里，古今中外、过去将来，都通过主人公的意识流动联系在一起，舞台变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大世界。《对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里的地点和时间自由多变，景随情移，时随境走，也形成了多层次的结构形态。 80年代的探索话剧作为新时期戏剧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中国话剧发展的贡献是历史性的。它们舞动着怀疑和批判精神的旗帜，把我国的话剧创作从教条化、样板化的僵硬模式中解放出来，在心理逻辑和多音部交响的结构原则下凸现了心灵的真实和丰满，同时，它们的探索丰富了舞台语汇的方法和技巧，使话剧这门艺术重新焕发了青春，让人们看到了它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创作前景，以及它走进世界戏剧总体格局中的步伐和姿态。然而，在探索话剧形式不断翻新的同时，内容上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以及作品的社会现实意义等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或者说缺乏进一步的观念确立和意义的重构，始终未能形成一种比较一致的理论主张。它们毕竟缺乏西方现代戏剧得以诞生的完整的文化背景。因而，80年代末，一些学者发出了“重新认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呼吁，指出斯坦尼体系不仅关联着新时期众多表现手段的内部依据，而且包含着以人为主的现代性内核，包含着人本主义精神。如果脱离了戏剧的这个本源，任何形式上的创新都将失去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