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549-(2008)03-0072-11 1899年圣诞节上演于圣约翰书院的《官场丑史》，作为中国早期话剧和学生剧活动的开山之作，已进入所有相关戏剧史叙事，比如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陈伯海、袁进的《上海近代文学史》及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等权威性著述，均采此说。然而，大量史料的钩稽对比显示，该剧纯属子虚乌有。《官场丑史》之名最早披露于世，是汪优游（仲贤）所作《我的俳优生活》。该文连载于《社会月报》1934年第1-3、5期（以下引文皆出自该杂志，恕不一一注明出处）。此时，距校园演剧肇端的那个世纪之交，已历30多年。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即便作为当事人之一，汪文的错误也非一处，且时有自相龃龉者。①关于所谓《官场丑史》，他是这样描述的： 有一年的冬季，同学们邀我到梵王渡圣约翰学校去参观他们的庆祝耶稣圣诞节，听说晚上还有学生扮演的新戏。…… 开幕演的好像是一出西洋戏，我因为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没有感到什么兴趣，后来演的才是一出中国时装戏。剧名有些模糊了，好像是《官场丑史》一类名称，…… “好像”、“模糊”等语，使文章的可靠性大打折扣。仅仅依据这段描述就断定该剧乃话剧发端，委实有些鲁莽，何况汪文并未说明看戏时间。那么，诸种论著中的“1899年”字样又从何而来呢？ 较早面世的朱双云的《新剧史》（上海：新剧小说社，1914年，以下相关引文不再注明出处）和署名鸿年的两篇回忆文章（1922-1923年），叙事亦始自圣约翰书院演剧，但仅有朱双云指明演剧时间为1899年，且二人都未提到有《官场丑史》一剧，更不见有圣约翰用汉语演剧之说。《新剧史·春秋》云： 己亥冬十一月。上海基督教约翰书院。创始演剧。徐汇公学踵而效之。 ……岁己亥。冬十一月。约翰书院学生。于耶稣诞日。节取西哲之嘉言懿行。出之粉墨。为救主复活之纪念。一时闻风踵效者。有土山湾之徐汇公学。然所演皆欧西故事。所操皆英法语言。 鸿年文章则云： 当圣约翰书院每年耶稣圣诞时，校中学生将泰西故事编演成剧，服式系用西装，道白亦纯操英语，年年旧规，习以为常。迨至今日，仍未废止。② 至此，可以想见圣约翰1899年演出《官场丑史》之说的来历：它乃是汪优游和朱双云的说法的“拼凑版”。事实也确如笔者的猜想：1944年阎金锷发表于《文史杂志》第4卷第11-12期的《初期话剧运动史话——话剧运动四十年（公元一八九九—一九三七）之一》一文，在引用《我的俳优生活》时，即在“有一年的冬季”后，想当然地加上按语“锷案事应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将《新剧史》和汪文“嫁接”的记录；戏剧史专著中，则以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为肇端，其末章“话剧（民国时期）”亦以汪文为唯一凭据，得出圣约翰1899年演出《官场丑史》的结论。③但圣约翰是否于1899年创始校园演剧呢？似乎连朱双云自己也不能肯定：在1942年出版的《初期职业话剧史料》中，他又宣称圣约翰演剧始于1902年！④可见圣约翰首创校园演剧的时间在当时已是模棱两可。我推测，朱双云之所以前后矛盾，可能是因为前辈汪优游的文章将圣约翰划定为汉语学生演剧之开端，坊间因此广为传布，⑤而明显与事实不符，故朱双云有意将圣约翰演剧时间拖后，以突出1901年初的南洋公学演剧吧。因为那才是汉语学生剧的发端。 其实，圣约翰书院发起校园演剧的时间，比朱双云所说的1899年还要早些。《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之“圣约翰大学校史”一章明确指出：“夏季学期结束，有一非正式之典礼。内有学生演剧。一八九六年，学生曾演威尼斯商人一剧。此后亦时演莎士比亚诸剧”。从这段文字的语气看，似乎1896年之前也曾有演剧记录，惜未详述。此节还提及有一学生组织“莎士比亚研究会，每星期六聚会一次，宣读莎氏剧本一种”，唯不曾指明研究会成立的确切时间及与演剧活动的关系。从该“校史”以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为叙述段落来推测，研究会的成立当为1895—1899年间事。该书另一章“圣约翰同学小史”亦数次提及演剧事：当谈及“耶诞之庆祝”时，有“演剧作乐”一语；叙及“毕业典礼”时，则重申“英文戏剧”为重要节目，且自信地指认“约大为学校中……首先演英文剧者；当时所演，大率为莎士比亚剧本中最有精采之诸段”。该书最引人兴味之处是收入了一帧戏装照，从照片说明可知，这正是1896年演出《威尼斯商人》时的留影。至此，可以肯定地说，上海校园演剧活动至迟于1896年已发端于圣约翰书院。 鉴于各种戏剧史从未提及圣约翰1896年演莎剧事，更加该校史料难得一见，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笔者所见几种相关资料的情况： 1.《圣约翰大学四十年成绩志略》：未署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及编著者，⑥应系内部刊物。正文33页，收文9篇，皆为“译稿”，原作应系以英文写就，标题依次是“本校史略”、“图书馆”、“体育”、“名誉制”、“学生组织机关”、“教务记言”、“同学会”、“经济”及“本校之现在与将来”，作者有圣公会主教郭斐蔚（曾主持圣约翰校务）、该校大学教员4人、中学教员1人、道学主任、大学会计及大学校长卜舫济等共9人。有照片数帧。
《威尼斯商人》(1896) 2.《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出版者为该书出版委员会，计三人：张嘉甫、吴澄、武道。封面除书名外，有“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至一千九百廿九年”字样。中文正文58页，另有英文部分及广告多页，照片、图表多帧。正文有“圣约翰大学校史”、“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概况”、“圣约翰大学运动概况”、“圣约翰同学小史”4篇。 3.黄维廉《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概况》：无出版单位、时间，起首有1932年11月编者识，无目录，凡33页，有分节标题（略）及附录4篇，对罗氏图书馆历年所藏中西文书籍有详细统计。作者乃罗氏图书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