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842(2008)06-0027-04 自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唐勒赋》残简面世之后①，绝大多数学者已经不怀疑散文赋成熟于战国南楚了。除《唐勒赋》之外，传世文献记载的战国南楚散文赋还有：载于屈原名下的《卜居》、《渔父》，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等，荀子曾入楚为兰陵令，遭到免职后居家兰陵从事著述，他的《赋篇》或作于南楚。散文赋这一文体形成于何时？它的来源是什么？当年南楚散文赋的创作主旨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南楚散文赋的形成年代 南楚散文赋究竟形成于何时？在没有充分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先从散文赋作家生活年代来考察。根据现有的文献，南楚散文赋作家主要有宋玉、唐勒、荀子几人，景差可能也是当时有名的散文赋作家，只是他没有散文赋作品传世，这里姑且不去讨论他。宋玉和唐勒是晚于屈原的两大辞赋作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地理志》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宋玉赋十六篇”，注云“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王逸在《楚辞章句·九辩序》中称宋玉是屈原的弟子。宋玉是不是屈原弟子，虽然不好贸然论定，但宋玉、唐勒是屈原的后辈，则是可以肯定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对楚王问》、《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唐勒赋》残简都提到楚襄王，这表明宋玉、唐勒的散文赋创作活动主要是在顷襄王时期。顷襄王的在位时间是从公元前298年到公元前263年，这36年应该是南楚散文赋创作的高峰期。 荀子《赋篇》未注明写作年代，他在齐国稷下时主要从事文化学术研究，不大可能写《赋篇》这样的猜谜游戏文字。《赋篇》中有“王曰”字样，似为宫廷君臣娱乐之作，较有可能作于荀子入楚之后。据清人汪中所作《荀卿子年表》，荀卿入楚为兰陵令在考烈王八年(公元前255年)，考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38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专事著述，序列著数万言而卒。②这个年限可以视为南楚散文赋创作年代的下限。 王逸《楚辞章句》将《卜居》、《渔父》系于屈原名下。如果将这两篇散文赋看做是纪实作品，那么它们是以第三者的目光记述屈原行事，在性质上与战国诸子散文中弟子记载其师言行的文章相近。当然也不排除艺术虚构的可能性，因为仔细研读可以发现，这两篇散文赋是根据《离骚》情节写成的。《离骚》中有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巫术描写，《卜居》可能就是根据《离骚》这些巫术内容虚构了屈原问卜郑詹尹的故事。《渔父》写一位具有道家意味的渔翁劝告屈原从俗的佚事，《离骚》中女媭詈骂、灵氛占卜等情节都有混同世俗、随波逐流的思想倾向，或许《渔父》正是按照《离骚》这些情节写成的。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卜居》、《渔父》都不是出于屈原本人之手，而应该是屈原弟子后学之作，或者是同情了解屈原生平行事的辞赋作家的作品。这两篇散文赋的写作年代应该在《离骚》之后，与宋玉、唐勒作品大体同时。 根据以上考察，南楚散文赋盛行于战国后期，特别是在顷襄王一朝达到高峰，其上限大约在公元前298年，下限是公元前238年荀子罢官，整个创作时段约60年左右。一种文体的形成，一般要经历萌芽、发展到逐渐成熟的缓慢过程，但在战国这样一个文化日新月异的年代，文体发展速度比其他时代要快得多。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南楚散文赋——无论是《卜居》、《渔父》还是宋玉、荀子诸赋，在艺术上已臻成熟，不像在起源阶段那般稚嫩。以此推测，南楚散文赋的形成年代应该比现存作品还要早一些。至于早到何时，由于缺乏文献证据，所以不好确指。只能大致说，南楚散文赋这一文体应该在公元前298年左右就已形成。 二、南楚散文赋的来源 从表面上看，南楚散文赋如同楚骚体一样，在战国后期“奇文郁起”(《文心雕龙·辩骚》)，实际上，战国南楚散文赋的来源仍然有迹可寻。 战国南楚散文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结构全篇，这种主客问答的对话体形式在此前诗文中早已存在。《尚书》中已有对话体萌芽，如《皋陶谟》记载了皋陶与禹、舜与禹、舜与夔及皋陶的三段对话，《洛诰》记载周公与成王围绕营建洛邑、还政成王等问题而展开的几轮对话，《微子》载微子与父师、少师的问答，《西伯戡黎》载祖伊劝谏殷纣王。不过，《尚书》这些对话文章都是每人各说一段，看不出孰为宾主，尚未形成固定的主客问答格局。主客问答的形式格局是在《国语》中初步形成的。问者为宾，答者为主，而文章重点则落在对答之上。如《国语·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郑桓公向史伯提出了“其何所可以逃死”等六个问题，史伯逐一作出深刻的剖析，对未来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齐、晋、秦、楚的崛起大势作出预测。《国语》往往通过问句将论题层层引向深入，如《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安国若何？”……这一系列的问语不仅区分结构层次，而且将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和主张。经过《国语》作者们的努力，对话体文章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说理散文的一种重要形式，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载孔子应对弟子及时人言论，多采用对话体形式，这些文章保存在《论语》和大小戴《礼记》以及近年出土的郭店、上博儒家竹书之中，像《礼记》中的《曾子问》、《礼运》、《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哀公问》、《儒行》，《大戴礼记》中的《主言》、《五帝德》、《子张问入官》、《卫将军文子》、《哀公问五义》、《哀公问于孔子》以及被《汉书·艺文志》系于《论语》类的“孔子三朝记”：《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上博简《民之父母》、《子羔》、《中(仲)弓》、《鲁邦大旱》、《季庚(康)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等作品，都是以主客问答作为结构形式。《墨子》、《晏子春秋》、《孟子》、《庄子》、《商君书》、《孙膑兵法》等诸子散文中也有许多对话体文章。散文以外，《诗经》中有些作品也是以对话结构创作的，例如《诗经·鄘风·桑中》：“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这种对答体，似与上古社会结社集会活动中的群歌互答有关。到战国后期，在运用对话体结构进行创作方面，历代诗文作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南楚散文赋作家所借鉴的正是这种主客问答结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