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叙事方式与文体特征的再认识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有《春秋》一类，包括“《左氏传》三十卷”，云作者为“左丘明，鲁太史”①。现代学术分野，废除了六艺之“经学”一类，而有所谓哲学、政治学、历史、文学等类的区别。按照现代的学术分野，作为经学原典的《春秋》，固然可以归入史学类，而作为解释《春秋》的《左传》，以及《公羊传》、《榖梁传》等，当然也可以按照历史著作去归类。同时，《公羊传》、《榖梁传》解经的体例，使它们具有了政治学著作的特点；而《左传》却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学色彩的文学化著作，与东汉以后历史著作的客观记述，表现出了明显的文体差异。而这一点，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学著作的独特性。

      一、《左传》明确的叙事立场体现解经的目的性

      以孔子所编辑之《春秋》、整理之《尚书》为代表的古代历史文献著作，强调客观实录的叙事方式。《左传》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四年凡三百六十年的史事，但是与《春秋》相比较，作者的叙事材料不断累积，而叙述立场也不能完全理解为是纯客观的，而是具有明确的倾向性的。也就是说，《左传》作者的叙事，是为了体现他的政治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服从于叙事。《左传》的作者在历史的记述中，运用自己的道德是非尺度，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予以评判，或褒或贬，抑扬有度。

      《左传》的作者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是要说明暴君和贤明君主作为的区别，所以，《左传》首先对春秋时的暴君虐主、乱臣贼子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齐襄公是战国时期齐国一个荒淫的君主，《庄公八年》载齐连称、管至父之乱，曰：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②

      虽说如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等，愿为齐襄公而死，但齐襄公暴虐无常，在叛乱者眼中，不足以为君，所以可以杀之而后快。齐襄公与其妹文姜私通，文姜于鲁桓公十八年与桓公入齐，桓公谴责齐侯与文姜之私情，得罪齐侯，齐侯遂令公子彭生杀桓公，后又杀彭生以谢鲁人，而留文姜于齐，频频私会，其荒淫可见一斑，最终导致杀身之祸，也是事出必然。又《宣公二年》载：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失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③

      晋灵公残暴不道，贪婪，无道，《左传》的作者真实地书写了晋灵公的劣迹，同时，用“不君”来说明晋灵公的荒唐。在作者看来，他不是一个君主，作者不为君隐。及晋灵公因无道而被赵穿所杀，董狐以赵盾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曰：“赵盾弑其君。”而作者又引孔子之言，说董狐乃古之良史，书法不隐，自然没有过错，而赵宣子又是古之良大夫，也没有过错，但是因为制度设计的问题，他要承担杀晋灵公的“恶名”。他认为这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如果赵盾能离开赵国，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了。作者字里行间，并不见对赵盾不追究赵穿弑君之罪的责难，反倒有对赵盾蒙不白之冤的同情。又《宣公九年》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