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派兴起原因之探讨

      汉代四家《诗》的发展，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凭借官方支持、利禄激励而一度发展为成千上万浩浩荡荡研经队伍的今文三家《诗》学，最终败在了一个由民间发展起来的古文《诗》学流派手里。在神学思潮泛滥、并不十分适应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中，《毛诗》竟然奇迹般地取代三家《诗》，最终走向一枝独秀，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对这种结局，信古文者认为，是因为《毛诗》优于三家，故三家被淘汰。如宋儒欧阳修曰：“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从毛公者，盖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欤？”①信今文者则不服气，以为不能以书之存亡评断优劣，如魏源、皮锡瑞、王先谦等皆力主三家胜于《毛诗》。而更多的学者则以为三家之亡与大儒郑玄笺《毛诗》有关，像陆德明、成伯玙、王柏、陆奎勋、魏源等，皆有此说。今之学者黄振民则归纳了两条：(一)由于三家传世太久，又入纬书杂说，令人难以诵习。而《毛诗》因为晚出，较为平实，易于传习。世人基于喜新厌旧，由难趋易心理，故多舍弃三家而从毛氏。(二)由于郑玄为汉末大儒，其笺《毛诗》出，学者慑于郑君之大名，于是多废弃三家而改习《毛诗》②。陈戍国则归纳为三条：(一)三家自身在流传中产生了一些弊病，如以谶纬说《诗》，章句渐趋繁琐等。(二)后继无人。(三)与社会动乱有关③。

      虽然各家之说不无道理，但不尽然。如三家以谶纬说《诗》，这正是当时的一种文化思潮，似乎无人不受其影响。从《后汉书》列传中，像“学图谶”、“明图纬”、“善图纬”、“善河洛”之类的记载，可谓比比皆是。唐晏所编的《两汉三国学案》，在后汉刘辅、郎宗、郎、徐稚、樊英、杨震、杨赐、黄琼、任安、长彦、景鸾、薛汉等等长长的一串名字下面，都多多少少可以看出阴阳、灾异、河洛、图谶之类的内容来④。学者们通常所举反图谶者，不过桓谭、张衡、贾逵、尹敏、荀爽等数人而已。而这些被称作反谶纬的代表者，也无不染有谶纬的习气。如张衡据纬书以责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贾逵上书言《左传》有刘氏为尧后之明文，尹敏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荀爽以五行生克说《孝经》等，都无不说明神学思潮的影响⑤。像翟酺、宋均等，都曾为纬书作过注，而为《毛诗》作笺的大儒郑玄，更是遍注群纬，不仅有《易纬注》、《尚书纬注》、《尚书中候注》、《河图洛书注》、《诗纬注》、《礼纬注》、《乐纬注》、《孝经纬注》等，而且在《诗笺》中也不时掺入谶纬杂说。如于《麟之趾》曰：“麟角之末有肉，象有武而不用。”⑥即用《春秋感精符》之说。于《采薇》“岁亦阳止”曰：“十月为阳，时坤用事，嫌于无阳，故以名此月为阳。”⑦此用董仲舒《雨雹对》之说。于《正月》“正月繁霜”曰：“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纯阳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异。”⑧此用伏生《五行传》说。于《思文》“贻我来牟”曰：“武王渡孟津，白鱼跃入于舟，出涘以燎。后五日，火流为乌，五至，以谷俱来……《书》说乌以谷俱来，云谷纪后稷之德。”⑨于《臣工》“於皇来牟”曰：“赤乌以牟麦俱来，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谓为珍瑞，天下所休庆也。”⑩此皆径采《尚书旋玑钤》之文。故欧阳修曰：“郑学博而不知统，又特喜谶纬诸书，故于怪说尤笃信。”(11)钱澄之亦言：“大抵郑康成信谶纬，故多异说，未若《毛传》之醇正也。”(12)日本学者大田节尚撰《郑玄的诗经学》，亦曾为之专辟《神秘主义》一节(13)。于此亦可见所谓三家因以谶纬说《诗》而亡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再如关于《毛诗》假郑玄之重而得独行于世的问题，确实郑玄笺《诗》，对《毛诗》的流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仔细想来，郑玄也曾注过《周易》、《尚书》、《论语》、《孟子》、《老子》等书，而今所传《周易》注，署名王弼；今所传《尚书》注，署名孔安国；所传《论语》注，署名何晏；所传《孟子》注，署名赵岐；所传《老子》注数种，署名则有河上公、严遵、王弼。何晏、王弼皆三国时人，其余皆汉朝人，都与郑玄时代相前后。郑玄的学术威望要远大于以上诸人，但他的权威影响不仅没有使其著作取代以上各家而独传，反而消失在了历史之中，这又该作何解释呢？特别是赵岐，他与郑玄是同时人，他的学术分量几乎无法与郑玄相比，可是为何他的《孟子注》能超越郑氏书而独传呢？显然所谓毛氏假重郑氏而得独传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毛诗》与三家孰优孰劣的问题，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因为三家《诗》已经失传，仅凭只言，难以折狱。而且所谓优劣，实即是从当代的价值观念出发对其正确与否做出的判定，而在学术史上，很难用对错评价一种学说或理论的价值。如《毛诗序》，今天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不可靠的，没有道理的，甚至认为是胡说。可是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对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却是任何文献都不能代替的。历史并没有因为它是“胡说”而将其淘汰。因而用优劣、对错来解释三家之所以亡和《毛诗》之所以独存，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笔者认为，《毛诗》兴起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就在《毛诗》本身。研究者瞩目于事物的表层现象，而忽略了对《毛诗》自身的考察，忽略了对事物本质的规律性把握。只要我们跳出具体的是非圈子，就《毛诗》的内在素质及其学派的内在机制进行考察，并从理论的角度进行思考，就会发现《毛诗》取代三家而独行于世，并非偶然。

      首先，任何事物的发展趋向及其命运，都决定于事物内在的基本素质，外因只能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在四家《诗》的竞争中，今文三家的明显优势在于外部力量的支持：既有官方所开辟的利禄之途的激励，又有时代神学思潮的推助，但其自身素质，却看不出多大优势。而《毛诗》则没有任何外力支持，凭着自身的内力与三家抗衡。其自身有两点优势使其具备了与三家竞争的能力，第一是源自圣门子夏的学派“血统”优势，第二是经文与子夏《诗序》并行的文本优势。

      就第一点而言，文献中记载《毛诗》出自子夏。这一点《毛诗》派自然是坚信不疑的，三家或许有怀疑，但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何强有力的反驳文字。大约在当时社会上多数人还是相信的，故曾研治三家今文的大儒郑玄，后来能认定《诗序》为子夏所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这个注重经学的时代，子夏是极受人崇敬的，《后汉书·徐防传》曾言：“《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14)这一句话即充分肯定了子夏在经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故汉代不少人以子夏为名取字，如孔光字子夏，赵护字子夏，萭章字子夏，有两个杜钦，都取字子夏，还有商子夏等。由此也可以看出，《毛诗》将自己的渊源与子夏联系起来，其分量是何等之重了！《毛诗》派的这一出身传说，使其底气十足，树立起了圣门正传的坚定信念，而这一点恰恰是三家诗所没有的。因而《毛诗》派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始终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