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散曲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其语言素材有着密切的关联，以前我们对此认识还不够充分。论及散曲风格，多侧重于新旧内容的更替，新旧形式的转换，恰恰忽视了散曲对当下语言的依赖。脱离语言背景来讨论散曲风格，势必不可能对其风格做出深层次诠释，也造成了散曲研究视野上的缺失。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主要从散曲语言背景、语言配置类型、语言对散曲影响三方面略申浅见。 元代散曲的语言背景，是当时通行于北方的官话，即元代白话。元代白话是指建立在五胡十六国以来北方多民族混居地区“汉儿语言”基础上，“通行于中国北方、在汉人和非汉人之间能相互沟通的汉语白话”①。其语言成分、语法规则是多民族语言相互接触的产物。故而元代白话，非为“边鄙裔夷之伪造耳”，也不是“方言常语，沓而成章”，而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所共享的，包括官方使用的“天下通语”。这一问题，正如许政扬所言：“元曲不是方言俗语的文学，元曲所习用的词汇也并不为元曲家所专用，元曲作家是使用全民语言进行艺术创作的。”② 在中国语言演变史上，元代是一个重要时期。其时各个政治集团相互博弈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流相当频繁，而这些交流都是建立在语言交流基础上的。加之社会动荡，互市贸易，民间交往更为活跃。此种社会环境，促进了各民族之间语言的互动，相互之间学习语言，不仅是当时生存、生活与发展的需要，也是金末元初语言学领域的时尚。正如《黑鞑事略》所记：“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及鞑人译语。才会译语，便做通事，便随鞑人行，打恣作威福，讨得撒花，讨得物事。”③随着金、宋灭亡，草原骄子一统江山，大批蒙古贵族、军人、平民与汉人杂居一处，很多非蒙古人把学习、精通蒙古语作为晋身之阶。总之，北方白话挟带着统治者的威势，迅速成为当时各种场合的主流语言。首先表现在公务语言上，元代朝廷所操公务语言，无论是皇帝圣旨，还是一般公文诏诰，多数为当时通行白话，元代独有的“白话圣旨碑”、《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官方文献就是典型例证。这些官方白话文献的意义在于从语言使用导向上保证了白话独尊的地位；其次表现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领域，为了顺应当时语言使用实际，加之统治者汉化程度不高，元代儒学大师在研究和传播儒家学术过程中，多用通俗易懂白话口语来解释经书，如许衡《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贯云石《孝经直解》，吴澄《经筵讲义》等；再则还表现在通俗文学创作上，当时杂剧创作，为了吸引市井观众，其唱词虽然还有部分文言成分，但和唐宋诗词相比，口语已经占了主导地位，其当行本色者，则基本上全以口语撰曲，如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折中[滚绣球]一曲。至于杂剧宾白，则全部用当时生动的口语写成。 元代语言发展演变的现实，促进了文学语言的转型，即由典范文言语汇向近代白话语汇转型，书面语汇与口语语汇由分离向统一转型。在语言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典范文言为基础的书面语言，在词汇、语法、用语惯例等方面，正逐步向口语方向位移。 就文学作品语言来源而论，既是前代语言的积淀和延续，又是当代语言的接受和创造。从文学语言发展历时性角度上看，元代属于新旧文学语言过渡阶段，一方面以典范文言为代表的旧的诗体语言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新语言又显示出旺盛的力量，正逐步地离析、消融、改造着旧语言，新语言正从处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状态。元代语言演变的现实，决定了散曲语言新旧参半的用语特征。作家既可以用旧的诗体语言形式抒发情感，也可以用新的语言形式调侃生活。特别是后者，为了适应社会语言环境，不仅用通行的白话改造文言，而且还用通行的白话诠释在文言语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诗意，经过一番语言上的改造和转换，拓展了散曲表现现实人生的领域，显示出了与诗词不同的审美形态，即当时曲论家所谓的“蛤蜊味”与“蒜酪味”。 通观元代散曲用语实际情况，其语言组合和配置上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传统诗歌语言配置。传统诗歌语言相对于市井口语来说，是一种高层位的语言，具有典雅蕴藉，内涵丰富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文人惯用的一种语体。元代散曲家使用这种语体，反映了文学语言的继承性。从元代散曲发展演变历史上看，各个时期、各类作家都写过此类风格的作品，但前期本色派散曲家此类作品数量不多，主要出现在中后期文采派和清丽派作家作品中；从作家社会地位看，官宦学者型散曲家多写此类作品，“书会才人”此类风格作品比较少。如： 采莲人和采莲歌，柳外兰舟过。不管鸳鸯梦惊破。夜如何？有人独上江楼卧。伤心莫唱，南朝旧曲，司马泪痕多。 ——杨果[越调·小桃红] 香焚金鸭鼎，闲傍小红楼。月在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关汉卿[正宫·白鹤子] 三高祠下天如镜，山色浸空蒙。莼羹张翰，渔舟范蠡，茶灶龟蒙。故人何在，前程那里，心事谁同。黄花庭院，青灯夜雨，白发秋风。 ——张可久[黄钟·人月圆]《客垂虹》 杨果、关汉卿、张可久是散曲三个发展时期的代表作家。杨果作品，前半部分化用前人有关采莲的诗词，后半部分化用白居易《琵琶行》中诗句，表层言男女相思，深层诉遗民心曲，用语闲婉，意境柔美，表现含蓄，在用语与表达方式上和词的写法完全一致。关汉卿作品，前两句是典型的晚唐五代花间派语言，后两句引用欧阳修《生查子》词句，全曲意境娟秀，仿佛五代言情小词，引用前人作品，前后缀联妥帖，不露痕迹，犹如自作。张可久作品，更充满书卷气，张翰、范蠡、陆龟蒙等故实，亦不是市井百姓耳熟能详，而是文人习用之典。曲中所表达异乡作客、孤独彷徨之情，完全为失意士大夫式情感。所以张宗橚在《词林纪事》中感叹“孰谓张小山不如晏小山耶”④，正是从语言所创造意境的角度肯定了此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