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拾遗记》(又名《隋遗录》)、“隋炀帝三记”(《海山记》、《开河记》、《迷楼记》)与《梅妃传》是五篇重要传奇文作品，前四篇描述隋炀帝逸史，《梅妃传》则为唐玄宗宫闱遗闻，表现梅妃的悲惨命运。这五篇作品，鲁迅均以为是宋代作品，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中介绍了这五篇，称“不知何人作者有《大业拾遗记》二卷，题唐颜师古撰，亦名《隋遗录》”；“又有《开河记》一卷……《迷楼记》一卷……《海山记》二卷……三书与《隋遗录》相类……《海山记》已见于《青琐高议》中，自是北宋人作，余当亦同，今本有题唐韩偓撰者，明人妄增之”；“《梅妃传》一卷亦无撰人……有跋……末不署名，盖亦即撰本文者，自云与叶梦得同时，则南渡前后之作矣。今本或题唐曹邺撰，亦明人妄增之”。在《唐宋传奇集》中，前四篇列在卷六，《梅妃传》列在卷八，在《稗边小缀》中，对其作者、时代作了说明，均以为乃“宋人著作”。鲁迅判定这五篇时代，其推论思路是《大业拾遗记》与“隋炀帝三记”内容相类，而《海山记》见于北宋刘斧编撰《青琐高议》，断其为北宋人作，其余三篇自然也是北宋人作，而《梅妃传》则是根据无名氏跋，断定作跋者与撰本文者为一人，又与叶梦得同时，因而出两宋间。鲁迅之后，学界大抵接受鲁迅的说法①。 笔者多年前在研究唐五代小说过程中，曾对此五篇作品作过研究，断为晚唐作品，其中《梅妃传》为曹邺撰。具体论证见拙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一书。近时章培恒先生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期发表《<大业拾遗记>、<梅妃传>等五篇传奇的写作时代》一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全文转载)，就笔者的观点与论证提出不同看法，通过避讳等问题的考证，对鲁迅观点表示支持，作了进一步申述。培恒先生对原作读得很仔细，发现许多疑点并就此作出判断。这些问题是笔者当年有所忽略或注意不够的。很感谢培恒先生，促使笔者对这些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和辨析。培恒先生所提出的许多论据，笔者经过查阅文献和细读作品，觉得还不能得出五篇传奇出自宋人的结论，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下边是笔者的意见，写出来就教于培恒先生和学界。 一 关于避讳 培恒先生最基本的论据是避讳，他提出的例证是这五篇作品有许多不避唐讳的语句。《大业拾遗记》有“韩擒虎”、“致治”、“岂非渊字乎”、“虎贲郎将司马德勤”，《海山记》有“道州贡矮民王义”、“帝知世祚已去”、“逢盛明为治之时”、“还往民间”、“士民穷乎山谷”、“万民剥落”、“生民已入涂炭”、“特加爱民”、“余家世好蓄古书器”等，《开河记》多次说到“民间”，《迷楼记》有“民间”、“世代”等词。 唐高祖名渊，祖父是西魏太尉李虎，太宗名世民，高宗名治，确实“虎”、“渊”、“世”、“民”、“治”诸字都是唐讳，通常改“虎”为“武”、“兽”等，改“渊”为“泉”、“川”、“水”等，改“世”为“代”、“系”等，改“民”为“人”、“士”等，改“治”为“理”、“化”等。避讳是考证作品写作时代或抄写时代的重要途径，笔者也时用此法。培恒先生据此认定《大业拾遗记》等作不出唐人手，看起来凿凿有据。但是，唐代避讳情况相当复杂，不能一概而论。“虎”字一般只在唐初避②，“渊”字避讳也主要在初期，只有“世”、“民”、“治”三字，避讳终唐之世。即便如此，由于写作者身份的不同，写作用途和文体的不同，避讳情况存在着差别，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得避讳。一般来说，出自官方的文字比较严格，而私人著述和民间书写并不严格，避与不避，写作者有自己的习惯和自由。 本来古礼对避讳就有一定限制，不能遇字必讳，以免造成混乱。《礼记·曲礼上》规定“不讳嫌名，二名不偏(一作徧，同遍)讳”，就是说人名的同音字不讳，两个字的名字不必都讳。又规定有所谓“《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等。尽管后代并不严格遵守这些避讳规范，唐代亦然，甚至还闹出李贺因为父亲名讳晋肃的“晋”字犯了“进士”的“进”，而不得应进士举的极端事例，以致韩愈为之写《讳辩》，但总的来看唐朝避讳制度比较宽松。唐太宗即位后就要求“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贞观政要》卷七《礼乐》)——此所谓“二名不偏讳”，采取非常通达的态度，所以谏议大夫王珪称作“不讳之朝”(《贞观政要》卷二《求谏》)。拿初唐来说，王勃《王子安集》卷一五《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笔札神交，尚有渊云之气。”卷八《上吏部裴侍郎启》：“万世同流，余风未殄。”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五《汉州雒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民户流散日月曛，君去来兮惠我仁……然不躬不亲，庶民不近……黄耇稚齿，山原之民，乃接手赓歌，迎拥马首。”都不讳“渊”、“世”、“民”。甚至在武则天朝对高宗讳竟亦不避，杨炯《杨盈川集》卷四《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四海治乱，运也。”卷五《公卿以下冕服议》：“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陈伯玉文集》卷五《唐故朝议大夫梓州长史杨府君碑》：“祖敬通，镇远将军、郑州治中。”卷八《上军国利害事·牧宰》：“陛下欲重此而治天下乎？” 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曾以杜甫为例说明唐人避讳并不严格，他说：“以谨严著称的杜甫在作品中使用‘世’字四十八次，这还不算‘身世’、‘人世’、‘世事’、‘世间’这样的复合词；使用‘民’字两次，若包括‘人民’、‘遗民’、‘秦民’、‘黎民’则有八次。此外虎、丙、邴、秉、治(高宗讳)、显(中宗讳)、旦(睿宗讳)等字样也可在杜诗中找到。可是玄宗之讳隆、基两字，一次也没有出现。由此也可以看出，避讳的主要对象是‘今上’，而对前代君主则不免‘随其笔之所便耳’。”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