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选收为友人著作所写的序文，印成专集，发现数量很大，远出最初估计之上。孟子有一句名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师。”那么我是不是犯了“好为人作序”的毛病而不自知呢？但在我的记忆中，每一篇序好像都是在“义不容辞”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也读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著作，“为人作序”的事虽偶然一见，但似乎并未形成过普遍的风气。相反的，在中文著作中，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这一现象倒是异常突出。友人向我索序和我有“义不容辞”之感，大概都不免受了一种特殊文化氛围的感染。难道“为人作序”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特色吗？ 这个疑问在脑际浮现之后，我的好奇心被挑动了起来。我想知道，“序”在中国书写史上究竟是如何开始的？经过了哪些演变的阶段？“序”的传统进入现代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等等，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我深感兴趣而亟须得到解答的。然而仓促之间我竟不知从何处下手。因为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专题研究才能找到解答的线索，而我一时却想不起“序”的历史是否曾经受到过现代文学史专家的青睐。不得已，我只好自己动手，匆匆进行了一次探源溯流的尝试。下面是一个简要的初步报告，疏失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请读者切实指教。 “序”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特殊的“文体”(genre)，至迟在萧统编《文选》时已正式成立。如果从全部古典文学史而言，我们大致可以将“序”分为两大系统。先说与本文无关的系统，即在游宴、诗会、饯送、赠别等场合的即兴之作，六朝以下许多著名的“序”都属之。一言带过不提。另一大系统则是为书籍所写的“序”，但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了说明传世典籍的缘起及其涵义而作，如《尚书序》、《毛诗序》是也。后世为前代著作，包括诗文集等所写的序也应划归这一类。总之，这都是为古人遗作而写的。第二类是“自序”，最著名的当然是《太史公自序》。这一类的“序”在后代也有继承和发展。庾信《哀江南赋序》说“昔桓君山(谭)之志士，杜元凯(预)之生平，并有著书，咸能自序”，即其明证。第三类则是应并世作者之请而写的序，这是本文将集中讨论的主题。前两类在“序”史上虽然也很重要，但这里只能割爱，以避枝蔓。 《文选》李善注《三都赋序》，题下引臧荣绪《晋书》曰： 左思作《三都赋》，世人未重。皇甫谧有高名于世，思乃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也。(卷四五) 同时期的作者向名家求序并得到积极回应，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早记载，但其事或已始于汉末、三国之际，因为文人交游之密和文学风气之活跃早在建安时期便已展开了。《文苑英华》宇文逌《庾信集序》结语云： 余与子山风期款密，情均缟纾，契比金兰，欲余制序，聊命翰札，幸无愧色。(卷六九九) 作者亲定诗文集而向友人索序，就我所知，这似是最早的例子，但其事已在公元6世纪的后期了。我们也不能据此而断定庾信和宇文逌两人是始作俑者。在他们之前的两三百年中同样的事情应该已经出现过，不过由于书阙有间或因我的疏漏，目前只能追溯到北周罢了。 在《文苑英华》的文体分类中，“文集”的“序”占了9卷，其中关于个人文集的便有50篇之多，时代则集中在中晚唐。细检这些序文，有4篇可以确定是应文集作者之请而写的，即独孤及《赵郡李公(华)中集序》、梁肃《补阙李君(翰)前集序》、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和郑亚《会昌一品制集序》。这里所用“中集”、“前集”之名是唐代特有的风气。元稹《序》云：“前辈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皇帝明年秋当改元，长庆讫于是，因号曰：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卷五一)可知《长庆集》本来也可以称作“前集”或“中集”。独孤及《李公中集序》则说：“他日继于此而作者，当为后集。”由此可以推断唐代作者往往分期编定自己的文集，以前集、中集、后集分别之。大概前集、中集都是生前亲自编定的，因此作者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找相知很深的友人写序；至于后集或全集，则要等到作者的后代、门人或故旧来整理编定，序文当然也是身后的事了。杨嗣复《权德舆文集序》说： 公昔自纂录为制集五十卷，托于友人湖南观察使杨公凭为之序，故今不在编次内。(《唐文粹》卷九一) 作者自编前集、中集而请序于友人在唐代已成通行的习惯，这是另一条最明确的证据。而且有些序文虽是为遗集而作，但作者生前或曾亲托，或有遗命指定，也可以划归同类。最明显的如，刘禹锡为柳宗元文集写序，便是因为柳宗元病死前以“遗草”相托；白居易撰《元少尹(宗简)集序》，不但因为元宗简是他的朋友，而且临终遗言：“遗文得乐天为之序，无恨矣！” 从上面简略的追溯可以看到，为相知者诗文集作序，大致起源于魏、晋之际，至唐代而形成文学界的普遍风气。由于“文集序”——包括为已故作者写的——在唐代的数量激增，以致宋初姚铉在《唐文粹》中不得不特标“集序”的名目，以区别于一般的“序”。现在传世本《昆陵集》(独孤及)和《权载之文集》(权德舆)也有“集序”一目，不知是唐代流传下来的，还是后代改定的。无论如何，这一新名目的成立折射出唐代文学发展的一个侧影。但为并世相知作序在唐代并不限于文集，论学专著也往往有之。权德舆《张隐居庄子指要序》和裴休《释宗密禅源诸诠序》(均见《唐文粹》卷九五)便是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前者是《庄子》的诠释，后者则是禅宗源流的分疏，这两篇序文都是应邀而写的。这种论学性质的“序”越到后来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