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脱离的机制及其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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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广西工学院社会科学系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与实验

内容提要:

道德脱离是一种影响个体道德行为的认知机制,它受到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个体的移情倾向性和道德认同与道德脱离负向相关,个体的犬儒主义特征与道德脱离正向相关,而不同类型的控制点倾向对道德脱离有着不同的影响。道德脱离可能更易导致非道德行为的发生。根据道德脱离的影响因素,采取教育干预措施可以有效控制和降低个体的道德脱离倾向,进而降低非道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09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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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变迁的不断加剧,传统道德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社会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混乱局面,社会中各种非道德现象时有报道,这在青少年身上也有着突出而明显的表现。道德问题这一传统的研究主题,其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变得更为突出。从总体而言,青少年道德品质的主流状况是好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处于发展中的青少年非道德行为正在频频发生,如偷窃、欺侮同学、校园暴力、青少年犯罪等等。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道德危机问题令人堪忧,需要学校和社会的普遍关注。而道德脱离作为一种影响道德行为的认知机制,与青少年出现的非道德行为有很密切的关联。从道德脱离的视角度去探讨青少年的德育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青少年非道德决策和行为的发生,帮助教育者更有效地引导青少年发挥个体内在的自我调节与控制作用,减少道德脱离现象的发生,减少非道德行为。但是对于道德脱离的理解还处于一个较为初步的阶段。[1]P374-391本文从道德脱离的概念、结构与测量入手,进而分析道德脱离与非道德决策与行为的关系以及道德脱离的个体影响因素,最后阐述了有关道德脱离的研究对于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和在该领域中的未来研究方向。

      一、道德脱离的概念与结构

      (一)道德脱离的概念

      Bandura等人[2]P193~209[3]在社会认知理论基础上发展了道德脱离的概念,其目的在于探讨为什么某些人能够做出残忍的行为而没有明显的痛苦。他们认为,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是一套相互联系的认知策略或者机制,用于分离个体行为与其内在的价值观,以避免价值标准可能导致的对于行为的自我制裁(self- sanctions)。Moore(2008)[4]P129~139在Bandura等人所提出的道德脱离概念基础上,提出道德脱离是个体唤起认知的一种倾向,即重新理解自己的行为,使得行为看起来更少伤害性,最小化个体对于行为的责任的理解,或者降低自己行为可能引起他人痛苦的知觉,从而可以免除自我制裁。

      个体通过自我调节过程控制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大多数人发展起有关道德行为的个人标准作为自我调节的依据,并依照此个人标准去预期、监控和判断自己的行为。借助于自我调节过程,个体常常采取与自己的个人内在道德标准相一致的行为以避免因为违背自己的标准而自责。然而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可能被激活也可能失去效用。而使其失去调节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道德脱离。[5]道德脱离使得个体免于行为违背内在标准而产生的自我制裁及伴随的罪恶感。这可能使得个体更多地做出非道德决策或者非道德行为。高度道德脱离的个体习惯于使用一种认知机制,即用忽视他们自己行为中的道德内容或者意义的方式来重新建构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因而可以使得社会认知理论中所强调的能够支配个体道德行为的道德自我调节过程(moral self- regulatory processes)暂时失去效用。

      (二)道德脱离的结构

      道德脱离作为一套相互关联的认知机制,[5]P364~374[6]P125~135包含有8个成分,即道德合理化(moral justification)、委婉化表达(euphemistic labeling)、有利对比(advantageous comparison)、责任转移(displacement of responsibility)、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结果曲解(distortion of consequences)、非人化(dehumanization)和过失归因(attribution of blame)。这些道德脱离机制都可以使得道德自我调节过程失去调节和控制作用,从而可能使得个体更多地表现出非道德行为,而没有伴随着内疚感。

      根据具体作用不同划分,道德脱离的8个成分可以分为3大类:

      第一类,使内部道德控制失效的机制,包括道德合理化、委婉化表达和有利对比。这类机制推动个体对于自己的残忍行为或者伤害行为的认知重构,使得行为对于潜在的对象的伤害看起来更少。如对于委婉化表达的作用。Bandura(1996)[5]指出,语言影响个体的思维模式,从而影响其行为。委婉的语言可以提供一种便利的方式,用以掩饰那些应该受斥责的行为,从而使行为看起来似乎比较仁慈或者是可以接受的。而有利的对比就是通过与更有害的行为的对比,使得自己的行为似乎相对无害的。

      第二类,模糊或者最小化个体在破坏行为中的主动作用的机制,即责任转移、责任扩散以及忽视或者歪曲行为的结果;责任转移或者责任扩散的认知机制可以最小化个体行为引起的伤害中个体应该承担的责任。责任转移往往是将自己行为的责任归因于权威人物或者外界的压力。责任扩散则往往是归因责任到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而不是任何一个个体身上。

      第三类,关注于受伤害对象的不好的或者是令人讨厌的行为或者特征的机制,即非人化和责任归因。[3][6][7]通过非人化和过失归因就是重构行为的结果,或者最小化行为的后果或者最小化这些行为可能引起他人的痛苦的知觉,可以免除个体内在道德标准对于自己的控制,使自己的标准与行为不存在着认知上的冲突。

      二、道德脱离的测量

      由于道德脱离与非道德行为密切相关,从道德脱离入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与干预道德脱离以及降低非道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道德脱离对于道德研究的重要意义不断得以体现,研究者们对于道德脱离的内涵及其与各种非道德行为的影响作用的研究兴趣也相应提高了。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道德脱离测量工具,相关的实证研究受到了极大地牵制。在这一背景下,对于道德脱离有效测量也就自然成为了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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