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作 者:

作者简介:
田克勤 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东北师范大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117

原文出处:
思想理论教育

内容提要:

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又是一场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这种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新世纪新阶段,触摸历史、走近五四,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0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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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9)11-0004-04

      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历史是一本厚厚的书,五四便是那精彩的序言;如果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一条崎岖的路,五四便是那新与旧的分界线。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已作为光辉的一页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

      一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失去独立的中国,战乱不已,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而且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催生了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促进了中国新的阶级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并使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启动。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是使中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二是使国家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实现社会现代化,争取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解放。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任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前,许多仁人志士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为解决器物不如人的问题,搞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解决制度不如人的问题,搞维新变法,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搞革命起义,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共和;为解决观念不如人的问题,搞再造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这些探索和斗争,尽管每一次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却都未能改变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的命运。中国向何处去?一直是这一时期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格局。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相互厮杀,暂时无暇顾及中国的时机,夺取了德国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战争结束以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遭到拒绝。同时,巴黎和会决定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当时的北京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愤怒。1919年5月4日,为反抗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践踏,数千名北京青年学生涌上街头,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下,进行了英勇的抗争。自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之后,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大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重大作用。至此,“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的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1]北洋政府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不得不全部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运动中所表现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是“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表明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它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2]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思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总之,五四开启了一个时代,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走向。

      二

      “五四运动”孕育了伟大的“五四精神”。这种精神不会随风而逝,也不会凝固不变。诚如李大钊所说:“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以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地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3]对“五四精神”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早在1919年5月,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在其发表的《“五四”运动精神》一文中就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学生的创举,也是中国人民的创举。“五四精神”有三种,即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判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这三种精神关系中华民族的存亡。李大钊把五四精神概括为“爱国”、“直接行动”、“人类自由”。陈独秀则认为,“五四运动重要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五四精神”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和内容。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世纪之交,胡锦涛强调“五四运动也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并指出:“在当时,爱国,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进步,首先是反对阻碍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这一认识和概括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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