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公民的公共精神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永森,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州 350007)

原文出处:
思想理论教育

内容提要:

没有公民的公共精神,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公共精神的基本特点是公共性、公众性、时代性与继承性、民族性和普遍性等。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人公共精神还有相当的欠缺。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公民的公共精神应该特别强调正义意识、规则意识、生态意识、社会服务意识。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要注重公民角色认同、内心自觉、保护公权和发展公民社会。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0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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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8)23-0004-06

      公共精神是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和行为自觉。它包含爱护公物、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参与公共事务、热心公益事业、追求公平正义等内容。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没有公民公共精神的支持。没有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没有公民的民主参与,民主政治是运行不起来的;公民没有公平正义观念,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也难以实现;没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起码的道德底线,没有对弱者的慈爱之心,没有互相礼让的谦和性情,也就不可能有诚信友爱和安定有序的社会;公民没有对牵涉人类公共利益的生态问题的关注,就不可能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可以说,公民的公共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

      一、公共精神及其特点

      公民的公共精神是分层次的。最低的层次是遵守起码的公共行为准则,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德;往上一层是对法律的遵守,因为法律是保护平等主体利益的,对法律的遵从,就是对多数人、公共利益的维护;再上一层是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更高一层是慈善意识与行为;最高层次是“大公无私”的精神。

      公共精神也可简单归结为三个境界:利己不害人、利己利人、利人不利己。

      公民通过诚实的劳动、公平的竞争,合法合理获得利益,他的出发点是利己,但不以侵害别人为代价,这种守秩序、守法的精神是公民最起码的公共精神。公民积极参与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务,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共同体的利益,这是第二境界。牺牲自己利益乃至生命谋求公共利益,这是公共精神的第三境界。不同的境界又有不同的层次。比如第三境界,充当志愿者、做义工是不求个人利益的奉献,是公民美德;而为了公共利益,置个人生命于不顾的行为则是英雄的壮举。

      公共精神还可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层面。消极的公共精神指不做危害公共利益的事,积极的公共精神指积极为公共事业做贡献。这两个层面,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由于所指向的“公共领域”的不同,公共精神会有不同的表现。关心群体利益,表现为集体意识;关心社区事务,表现为社区意识;关心国家利益,表现为国家意识;关心世界利益,表现为世界意识。一般人更多的是关心与自己的利益有更紧密联系的公共事务,但有些人则可能超越自身利益关注全人类甚至动植物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对不同领域的事务的关注,有的是一致的,有的会发生抵牾,如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

      公共精神具有如下特点:

      公共性。公共性是人的“类存在”状态。人的群体生活的天性,决定了人不能没有起码的协作意识、参与意识和自我约束意识。日益紧密结合的公共生活空间,要求每一个公民的意识与行为都要更多地考虑对他人、社会乃至世界的影响。工业文明、城市化使人们更多地置身于公共场所中,这就要求人们遵守起码的公共道德准则;在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的利益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作为地球村的村民,其行为甚至必须考虑全球利益。只要私德没有公德、只讲“熟人”间的利益而不顾公共利益、只有家族意识而没有社会意识已与今天的发展的社会不再适应了。

      公众性。公共精神是分层次的。我们提倡“无私无畏”的精神,但不能苛求每个公民都有这样的境界。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大多数人能够办到的事情,它要求每个公民的行为都要顾及他人和社会利益。其最低点是:自己追求幸福不要妨碍别人追求幸福。也就是说,我们是以公民的身份而不是以“圣人”境界来要求人的。每个人都以公民的道德、公民的法律权利义务来要求自己,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精神的公众性。

      时代性和继承性。公共意识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要求。在古希腊,公民的公共意识表现为积极参与城邦事务,个人不拥有自由的空间。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喜欢孤独、不参与公共事物的,不是鄙夫就是超人。[1] 当时有些法律令现代人匪夷所思,如在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公民保持中立就会被剥夺公民权;在实行寡头制的国家,富人不出席陪审法庭就要被罚款。而在近现代的西方,个人自由被强调,公共精神并不意味着要贬低公民的个人权利。在中国古代,公共意识主要表现为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豪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感和勇气,仕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民意识。此外,中国古人的公共精神,还表现在为家族或乡村修建宗祠、建桥修路、赈济贫困、帮助孤寡等。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处处把中国人的弱点与西方人的优点相比照,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国民意识。*梁启超、蔡锷所倡导的爱国、进取、冒险、尚武和协同一致、公德心等,大致包含了当时人们所提倡的公共精神。在追求民主法治的时代,讲求公平正义就显得更重要;在面临生态危机的今天,保护生态环境是所有国家公民的职责。当然,今天的公共精神包含着历史的积淀,西方人的参与精神和志愿精神、中国人的忧国忧民精神,都是值得继承的。

      民族性与普遍性。由于历史传统和政治制度不同,以及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中西方所强调的公民公共意识的立足点和侧重点有所差别。西方人的公共精神是与基督教思想、自由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西方人的慈善意识往往来自基督教教义;同时,由于自由主义的传统,也使西方人的公共精神,更多地强调个人的自觉,更多地指向介于国家和私人间的公共领域。中国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没有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想,公共精神更多地指向国家或“天下”,并要求个人的自我牺牲;同时公共精神扎根于世俗社会中,是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信仰。随着文明的交融和互相借鉴,遵守起码的社会公德、以慈爱为怀、维护社会正义、热心公益事业、保护环境等,成为不同民族国家对公民的共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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