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08）10－0018－0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我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带来深刻变化。[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1999］17号）把现代社会的多样化特征表述为“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等“四个多样化”。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人们思想道德观念造成的冲击，党中央先后下发了一系列文件，要求积极适应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提出了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密切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和针对性。 西方哲学的生活世界理论，缘起于为了化解科技理性对人类生活世界造成高度异化问题的理论诉求。自上世纪90年代起，思想政治教育界在相关学科的推动下也引入了生活世界这一话语，使它迅速在思想教育理论领域成为了一个积极探讨的论题。但问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要回归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思潮是否会成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理念？本文试图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视域下对当前的回归生活世界思潮做出冷静的反思。意图在于肯定生活世界思潮的合理成分，廓清其含混的一面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消极影响，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基本概念的说明是学术研究的起点，那么，首先对生活世界的内涵进行厘定。 一、“生活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对生活世界做出明确论述的思想家很多，他们虽然使用同一概念，但所指涉的内容却各不相同。“生活世界”的概念，是胡塞尔在其晚年著作《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作为现象学学派创始人，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直观的、相对的、主观的世界，他承认生活世界有经验性的一面，是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因此，胡塞尔在很多时候常用“日常生活世界”来替代“生活世界”称谓。但在总体上看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主要是一个命题性、超验性概念，它不是一个现实具体的世界，而是精神领域内的意识活动。[2] 胡塞尔之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许茨、哈贝马斯等都从不同的视角表达了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提出了自己的生活世界理论。在此之后，“回归生活世界”成了西方哲学乃至整个世界哲学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形成了一种思想潮流。尽管这一转向深刻地体现了现代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为克服科学世界观的狭隘而走向表征着人之存在方式的生活世界的时代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中的有关于生活世界基本理论，可以自然而然地移植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或者说不经改造即可为我所用。从根本上讲，上述哲学家在说明生活世界的本质与根源时都不同程度地走向了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就最终走向了先验意识、非理性的存在，“说到底，胡塞尔的超验唯心主义只是把决定性的特权赋予超验主体，因而并不比把意识看作身体之纯粹现象的机械唯物主义进步多少。”[3] 而哈贝马斯则向往理想的语言情景和语言表达，希冀借助话语的变革来改造社会，建设一个理想的生活世界。其思想的魅力和良好的意图毋庸置疑，但是在真正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这一理论是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的。因此，他们的生活世界观存在着严重缺陷，是不可以直接移植、吸纳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虽然没有对生活进行系统的论述或作为一种批判科学世界观的理论范式而明确提出，更没有给生活下一个具体的定义，但是马克思对生活的思考更多地是渗透和贯穿在其恢弘博大的哲学整体之中，并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这个意义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今生活哲学理论滥觞，有学者甚至将生活世界的命题视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并不是没有道理。[4] 尽管马克思所处的生活时代要早于上述哲学家，但其关于生活世界的某些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却有某种超越之感，这是因为马克思将人的生存、发展与解放置于其理论的中心地位。因此，在马克思人学的理论视野之下来解读生活世界，将会得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生活世界的实质是现实的人的生活，即生活中的人本身。他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5] 生活也就是人为了生存、发展和完善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其次，马克思把实践活动引入生活世界，并把实践活动作为生活世界现实基础。第三，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统一的现实世界，既指涉个体生活又涵盖各类生活，既包含现实生活又包括虚拟生活。此外，马克思站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提出了辩证的看法。他认为人与生活之间存在着两种互为依靠、彼此关联的关系，其一，生活对人的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这种基础性体现在它具有促进人发展和异化人的双重力量。一方面，人的发展在生活之中进行，人创造着生活。另一方面，生活中的一些因素又作为人的背景和环境，无可避免地限制着个体的存在与发展，演变成为一种异己化的力量。其二，人是生活的主体，生活的发展只能以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作为主导。因此，人对于生活的角色也是两重的，既身处生活之中而依赖生活，又改造、驾驭生活。 因此，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既不能像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也不能像唯心主义那样只是从抽象的精神活动去理解，而应该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6] 这样，马克思把生活世界看作人的现实生活，即与人有关的一切活动总和的阐释，也就成为本文研究的直接理论基础。 二、人的“找寻”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生活世界的引入 经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实践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思想政治教育脱离生活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脱离生活，亦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对生活的超离与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