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币政策的规则和相机抉择之争 货币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的争论由来已久。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及其后的发展使得这一争论得以不断深入。所谓“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策略就是货币政策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逆经济风向行事”，在每一个时点上所制定的政策都是依据当时的经济状况做出的最优决策，即时间一致性的决策。但从长期看，这种逐期优化的政策策略最终被证明不是最优的，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的时间非一致性。货币政策时间非一致性问题主要来源于货币政策的时滞以及公众和中央银行博弈的结果。这一命题首先是由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 Prescott，1977)论证的，他们指出如果政策的制定遵守某种规则，如对一个低通货膨胀率进行承诺的规则，就得到更好的经济表现，即经济可以实现一个更低通货膨胀率的均衡，因此他们的结论是遵循规则的政策比相机抉择的政策带来更好的经济结果，如果中央银行实施一个有承诺的货币政策规则，就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倾向，解决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之后得到了巴罗和戈登(Barro & Gorden，1983a，b)、贝坎斯和杰菲尔(Backus & Driffill，1985)、特贝里尼(Tabellini，1985)、罗戈夫(Rogoff，1985)和沃什(Walsh，1995)等人的发展。他们的模型把通货膨胀引入了政策制定者的损失函数，并把实现相应的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从一定程度上说，相机抉择和规则之争引领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对规则的研究不断演进，但至今对“规则”还没有一致的定义，正如昆特纳(Kuttner，2004)指出，已有文献中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定义相当混乱。但可以概括为几类不同的规则：一是有条件和无条件的规则；二是特定的规则和最优的规则；三是目标规则和工具规则；四是描述相机抉择结果的规则和来自于承诺的规则；五是机械的规则和作为政策“指导”的灵活的规则。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对规则的定义已经由狭义和严格走向了宽泛。最早和最严格的规则的定义见西蒙斯(Simons，1936)。西蒙斯把政策规则解释成完全排除任何对货币政策当局干扰的规则。实践中这类严格的规则，如弗里德曼的固定货币供给增长率规则，属于一种无“状态依存”或“无条件”的规则，对名义锚没有灵活性的承诺，且不允许规则对经济条件的变化作出任何的反应。正是这类不灵活的规则遭到昆特纳(2004)等人的批评，使后来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把重点放在了灵活的、允许货币政策制定者以合理的方式对经济条件做出反应的有条件的政策规则的设计上。如泰勒(Taylor，1993)认为“一个政策规则是一个除非有一个具体的免责条款否则是持续永久的状态依存的计划”；或者，一个政策规则是试图遵从一个合理的、具有良好定义的、状态依存的未来计划。这实际上包含双重意思，一是所制定的政策规则必须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状况做出，即所谓的“状态依存”；二是由于现实中没有任何的政策规则确实地存续持久，而要使一个政策规则有意义的话，它至少必须合理地存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如果一个政策规则经常变化，那么对政策规则经济表现的评估就没有什么意义。同时泰勒(1993，2000)指出，实施政策规则并不意味着机械地固定政策工具或遵循一个机械的公式，而需要某种程度的相机抉择，但相机抉择的权力必须维系在规则的基础之上。而且泰勒对规则的定义是指工具规则而非目标规则，更确切地说是政策工具如何应对经济状况作出反应的反应规则，如泰勒规则。此外，斯文森(Svensson，1997；1998a，b；2003)把货币政策规则定义为“货币政策行动的限制性指导”，他认为这一定义有助于区别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显然他对规则的定义也比较宽泛。 二、限制性相机抉择 伯南克和米什金(Bernanke & Mishkin，1997)指出，传统上把货币政策简单地划分为“规则”和“相机抉择”的“二分法”是极端的做法，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绝对的规则，任何一国中央银行都不可能机械地遵循规则而对实际经济状况的改变无动于衷。现实更多的是相机抉择。但相机抉择有个程度问题，即中央银行具有“逆经济风向而动”的权力多大?政策制定者是否要受到某种约束?如果有一个清晰的货币政策框架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在某种事先承诺的约束下相机抉择，则这样的货币政策策略就中和了相机抉择和规则二者的优点。因此实践中还可能存在游离于相机抉择和规则之外的第三种政策策略，他们把这种政策策略称其为“限制性相机抉择”。“限制性相机抉择”中的“限制性”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稳定政策时，必须对保持低的通货膨胀进行强有力的承诺，从而能控制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实现最终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可见，限制性相机抉择的政策策略试图在严格的政策“规则”的不变性和缺乏原则及组织的“相机抉择”的灵活性中寻找一个平衡，使货币政策制定者应对经济、金融干扰和其他不可预见的冲击时具有回旋的余地，这样既保持了对货币政策的约束、可信度和责任感，又赋予了货币政策一定的灵活性(卢宝梅，2008，2009)。 伯南克(Bernanke，2003)在纽约大学作题为“限制性相机抉择和货币政策”的演讲时对“限制性相机抉择”作进一步的解释，指出限制性相机抉择包含两个主要原则：一是中央银行必须建立起对保持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强有力的承诺；二是受到通货膨胀必须保持在低而稳定条件下和对未来经济结构和政策效应不确定性的限制，货币政策应该致力于限制资源利用的周期性波动。同时，由于货币政策影响通货膨胀具有时滞性，就需要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运动，使货币政策具有前瞻性。因此“限制性相机抉择”实际上是一种前瞻性的货币政策策略(a forward-looking policy approach)，这一政策策略是对美国自1979年沃尔克—格林斯潘以来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最好描述，因为这一策略很好地达到了国会赋予联储要取得的三大经济目标，即最大的就业、价格稳定和适度的长期利率。 显然，限制性相机抉择的政策策略最根本的核心是长期内保持价格稳定，①但允许短期内货币政策应对意外冲击的灵活调整。伯南克于2006年2月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成立75周年的庆典上作了“价格稳定的利益”演讲。他指出，价格稳定既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又可作为货币政策实施其他目标的一个手段。首先，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表现为，价格稳定可以保持一国货币的完整性和购买力。当价格稳定时，人们无需担心持有用于交易和其他目的的货币将被通货膨胀吞食其真实价值，从而推动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和长期的经济增长；同时，价格稳定允许人们在签订长期合同，做长期的投资计划或进行长期借贷时无需担心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时货币贬值。其次，价格稳定可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当价格稳定时，经济增长和就业将得到增强，长期利率也会适中。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断言在价格稳定和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替代关系，这成了1960年代货币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即通过接受一个适度的通货膨胀率，政策就可以永久性地取得一个较低的失业率。然而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长期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的替换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价格稳定和长期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费希尔，1993)，这二者可以互相增进。费希尔(Fischer，1993)指出，控制通货膨胀为经济创造好的经济环境，低的通货膨胀率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因为高的通货膨胀率通过减少投资，降低生产率来降低经济增长。再次，价格稳定可以保持适度的长期名义利率。根据费雪效应，名义利率要根据预期通货膨胀率作出调整，因为借出者要求为一个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作出补偿。如果通货膨胀预期稳定，则通货膨胀预期的风险补偿就少，利率就趋向于较低。最后，价格稳定可以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当价格稳定时，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将是低而稳定的。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可以达到长期内无痛苦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