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们利用全国10省市调查的契机，在全市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以思想道德建设为主题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对代表不同行业的35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重点分析；利用中央统一制发的问卷，选择10户企业，动员2000多人，对40000多个数据进行了认真的填写，统计和量化分析，形成了这份调查报告。 现状 1.企业职工的思想道德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第一，职工的政治观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从问卷调查中看到有88.7%的职工认为“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有85.2%的职工认为，“中国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79.2%的职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有91.8%的职工认为“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大增强”；有85.4%的职工认为，“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有76.6%的职工认为“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建设的一时发展”；有82%的职工认为“应该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有89.9%的职工认为，当三者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以“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 第二，职工的价值观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一是追求个人价值，重利崇实。想挣钱、求致富的人多了，学文化、学技术的人多了。有78.8%的职工对“致富的机会增多”感到高兴；有91.8%的职工通过阅读“科普和专业书籍”丰富自己的知识；有64%的职工认为“为了把本职工作搞好，应积极参加提高职业技能的培训”。二是重视社会价值，义中取利。沈阳市轻工系统的企业在困境中通过生产名牌产品，塑造轻工新形象，对内增强了凝聚力，对外提高了竞争力，不仅使产品占领了沈阳市场，还打进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全行业一举扭亏为盈。问卷调查提供的数据表明，有57.6%的职工把“为社会、为人民作贡献”看作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三是关心企业价值，职工与企业构建利益共同体。有97.9%的职工在问卷中回答：对企业“非常关心”和“比较关心”。在沈阳建工行业，“厂兴我荣，厂衰我耻”成为广大职工的座右铭。把价值观、道德观、营销观融为一体，形成新的企业观，提高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第三，企业生存观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具体表现为：一是靠干群团结闯难关。在亏损企业，都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开工资先离退休职工，后一线职工，最后才是机关干部和企业领导干部。沈阳拖拉机厂是中国三大家拖拉机厂之一，1990年至1994年，亏损65578万元，企业欠职工9个月工资1339.8万元，欠医药费236万元，欠退休金202万元，欠集资款3518万元，无力偿还。厂级干部一面跑市场，筹集资金，一面也同职工一样，扣发工资。新光公司的总经理在困难情况下同职工拿一样的工资。沈阳水泵厂职工集资款不能如期返还。这个厂的共产党员主动为企业分忧，为职工解难，在自身的集资款同样得不到返还的情况下，每个党员又自愿拿出2000元，先返回职工集资款。共产党员这种先人后己的品格，几乎在所有亏损企业中都得到了发扬光大。二是靠自身奋斗过难关。不少职工提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应善于自己解放自己。在党内开展的“共产党员工程”活动和在职工中开展的“凝聚力工程”活动，对企业摆脱困境，依靠自身过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一砂轮厂动力线改造工程是该厂技术改造的关键项目。这个厂的100多名共产党员连续奋战两个月，终于把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三是靠稳定度难关。拥有5000多名职工的沈阳标准件厂，因分别拖欠在职职工7个月的工资和退休职工4个月的工资，导致该厂职工在过去的一年里8次准备上街游行，经过多方艰苦细致的工作，有6次被劝阻，其余2次刚出厂门就被动员回厂。一位企业党委书记感慨地说，企业的稳定，是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成果。 2.企业思想道德建设确实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 第一，价值扭曲。在青年工人中突出表现为“金钱至上”。有的说，“在金钱与道德的天平上，金钱比道德重得多。”在问卷调查中，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挣大钱，当大款”的66人中，从年龄上看，35岁以下的青年占55%，从职业上看，工人占60%。在亏损企业职工中突出表现为择业扭曲。沈阳在择业上出现了新的“围城”现象：一方面是有人没活干，另一方面是有活没人干；一方面是30万外地民工“兵临城下”，另一方面是30万困难职工“困于城中”；一方面外地民工每年从沈阳挣走十几亿元，另一方面困难职工处于贫困线以下每年需要十几亿元。沈阳一些职工“再穷也不当临时工，再苦也不离大企业。这种“怕苦不怕穷”扭曲的价值观实在害人不浅。沈阳市政府针对这一问题，曾有意让困难职工承担外地民工的任务。建筑部门招工，需要几百名临时工，沈阳职工报名的只有6个。 第二，信仰转移。从问卷看，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减少，只占33%，信仰宗教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却在增多。达到近10%。沈阳市第四建筑公司入党人数逐年递减：1993年发展党员53名，1994年45名，1995年只有28名。相反，要求退党的却在逐年增加，尤其是亏损企业更为突出。还是这个公司，由于不能如期退还集资款，一个党员宁愿退党也要退款。同时，信仰宗教的人却在增加，据沈阳矿务局不完全统计，仅沈阳矿区就有1500多人信教。 第三，权力错位。主要表现是一些企业的领导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不受约束的权力，这是对企业思想道德建设最具破坏力的问题。沈阳一个企业的厂长，是全国、全省有名的企业家，所有的荣誉该有的都有了。在任时，企业是盈利大户，离任后，企业是亏损大户，成了亏损近2亿元的空壳。这样的企业的厂长（经理）尽管人数不多，但影响力极大，致使企业中有相当多的职工对反腐败丧失了信心。在问卷调查中，认为反腐败“没有成效”和“更加恶化”的，占41%。认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占71%；是“基层领导干部”的占18%。 第四，主体失落。一是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感到失落。一些亏损企业开不出工资，职工心灰意冷。二是职工作为企业的主体感到失落。沈阳矿务局有55.5%的职工认为“嘴上说的是主人，实际上是佣人”；62.2%的职工认为“企业领导者才是主人，他们说怎么的就怎么的”，职代会成了“纸袋会”。还有的说，“工人算老几，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谁都领导工人阶级。”三是政工干部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感到失落。比如：在精简机构和人员上，首当其冲的对象总是政工干部。某局1993年对基层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被调整的45名处级干部都是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党群干部。在价值取向上现在的潮流是政工干部转为行政干部，兴高采烈，似乎高人一等；行政干部转为政工干部，则垂头丧气，感到低人一头。有个建筑公司，要选一个宣传部长（正处级），拟从下属分厂把一个副处级干部提拔上来，找他谈了两次也不同意，认为宣传部长挣钱少，权力小，受苦挨累不讨好。这对企业思想道德建设消极影响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