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思想道德建设问题已经提到中央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势。改革开放以来，职工思想非常活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许多问题。职工群众思想上有不少困惑：一是解放以来已经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二是广泛存在的腐败现象，包括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三是由于改革不配套、法制不健全等引起的社会分配不公；四是社会治安状况不好，人们缺乏安全感，等等。这些都使职工和人民群众产生不理解、不满意，给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严重困难。这些问题总起来讲，都是在新旧体制转换中、新旧思想观念冲撞中，也就是在我们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的阵痛中出现的。所以，十几年来，经济大大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是还会有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说明心理上不平衡，思想上有疙瘩。这就涉及到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了，这就是思想道德文化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就讲了要“两手抓”，就讲了改革开放、窗户打开之后，一方面会进来新鲜空气，另一方面要进来苍蝇、蚊子和灰尘。这是1978年底讲的，到1979年理论务虚会结束时，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后来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那时小平同志就提出一方面要抓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要抓打击犯罪分子，抓抵制丑恶现象的出现，后来，归结为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还提出要培育“四有”新人。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要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其中就包括思想道德素质。 现在的情况，不能不使我们回想起1949年初，毛主席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的重要讲话。他告诫我们作为执政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预见到有一些意志薄弱者会被击中、倒下。党在抗美援朝最紧张的时候，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但还是有人被糖衣炮弹击中了，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这两个人既有战功，又很能干。当时有的高级领导干部惋惜二人，出面向毛主席求情，想给他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可是，毛主席为了教育全党，答复他们说，今天不枪毙两个人，再过三年五载，枪毙二百个人也不够。“三反”、“五反”对大家的触动很深，确实给大家打了防疫针，提高了大家的免疫力，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那时大家树立起的思想道德观念确实是伟大的精神力量，支持我们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整治好了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实遇到了许多难办的问题，一方面要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另一方面要避免和抵制他们腐朽、颓废的东西和不适应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伦理道德。怎样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同时，筑起思想上坚强的“钢铁长城”，这是我们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领导工作面临的重大任务和历史责任。好多过去的观念和伦理原则发生了变化，可是人们往往忘记了事物有变的部分也有不变的部分，一说变就以为所有的东西都变掉了，常常是在倒洗澡盆脏水的同时把小孩也一起倒掉了。这个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总是在遇到实际问题时被人忘却、丢掉。 在新形势下如何解决新问题，这是需要研究、探索的。比如，有人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只要法制健全了，问题就解决了，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就连日本人都说不能光靠法制不讲道德。有些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立法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但每一个法律都不可能是天衣无缝的，都是有空子可钻的，所以社会经济活动不仅要讲法治，还要讲德治。发展经济就要讲道德，旧社会许多商人在店门前还挂着“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的牌子，懂得靠讲信誉发财的道理。历史的发展证明当社会道德真正深入人心之后，才能真正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社会道德起的就是这么一个公正的监督作用。有个美国人对我讲，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必须有所牺牲，就是说要以社会道德沦丧为代价。怎样使两个文明一起发展，这是邓小平、江泽民同志提出来要研究解决的大问题，如果社会道德沦丧了，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又有什么意思，何况即便发展起来，将来也会衰败下去。“代价论”是资产阶级的观念，他们在处理发展与道德、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时，要牺牲道德和牺牲政治，这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大问题。由此，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是金钱万能。如果把物质鼓励作为唯一的手段，靠发“红包”调动积极性，人与人的关系就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了，就必然导致信仰危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个人第一、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极端个人主义，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在个人与集体、国家，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上强调个人利益第一，换句话说就是在公与私的关系上只强调私，把奉献与索取的关系颠倒了。抱着这样的价值观，什么坏事情都做得出来。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局部利益至上，为了局部利益不惜损害全局的利益，把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颠倒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权钱交易，把掌握的权力与应负的责任搞乱了，把权力商品化，以权谋私，这不知害了多少人，毁了多少干部。于志安跑掉了，背叛了国家，暴露出党的监督淡化，群众监督流于形式，纪律检查监督部门失职，舆论宣传片面；还暴露出我们对企业家的思想道德教育淡化、薄弱的严重情况。于志安，还有蚌埠卷烟厂厂长李邦富，出问题很重要一条就是个人品德修养很差。去年企业家活动日时，我对企业家修养讲了十条，那是最起码的，还应有更高的标准。个人思想道德修养不能一劳永逸，要象周总理讲的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对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要常抓不懈，否则坏的东西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