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略制定方面，企业需要注重收益和风险的平衡，而在日常的财务管理中，企业更应注重的是现金流的管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苗润生如是说。 风险控制最终落在现金流上 “现在政府和企业都越来越重视风险控制。不仅我国出台了内部控制方面的指南，而且从前两年开始，就有一些出口企业来咨询有关外汇风险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到，大家对风险管理的确是重视了。”苗润生说。 从本质上讲，风险管理应该是企业自己内部的事情，外部的人是没有办法管理的。苗润生认为，市场当然也有其系统风险，但这个系统风险是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之时就已经确定了，个体不能够左右，只能选择参与或者不参与。一旦参与，风险就应该自担。 他告诉记者，“风险无非就是收益的不确定性，当外界环境变化导致收益的波动与预期产生偏离——高于预期的部分叫做风险报酬，低于预期的叫做风险损失。对风险的正确态度就是：首先问问自己有没有承担风险损失的能力，如果没有承担能力，得到风险报酬还好，一旦受到风险损失，就会出问题。”而风险控制，最终会落到现金流上来。 “其实次贷危机主要就是流动性的问题。”苗润生指出，“雷曼公司拿着300个亿的流动性，还是无法应付，一下子就砸进去了。” 如今，金融海啸漫卷全球之时，大家都意识到了“现金为王”的道理。“在日常的财务管理中，企业最应注重的就是现金流的管理。”苗润生说。 金融衍生品：不可因噎废食 在这场谈“次”色变的风暴中，金融衍生品的滥用可谓是罪魁祸首，但对金融衍生品在我国的发展，却不能因噎废食。 企业在运用金融衍生品时，“一定要考虑衍生产品的放大作用，看这个杠杆究竟是多少倍。”苗润生说。 他举了买房子的例子：如果用10％的价格就可以入住，余款可以到银行贷款，那么一个人可能就会买很多套房子，不停地到银行滚动贷款，房子套房子，放大了杠杆作用，房价一旦下跌，这个人可能马上破产；如果要交50％，那么一个人可能只能买一套房子，风险也就小得多。当然，杠杆撬得越高，风险报酬可能就越高，但是同样风险损失可能也越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这样的风险损失。 而次贷危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由于杠杆太高，企业的现金流不足以应付高杠杆带来的巨大亏空，于是，数家屹立百年的企业在几个月内被吹得如同落叶般七零八落。 金融衍生品的高风险被强调了一遍又一遍，但还是不停地有人掉进“坑”里。最近的中信泰富就因从事外汇衍生产品交易而遭遇巨亏。 据中信泰富公告称，公司是用澳元和欧元购买设备及供应品，为了给该项目融资，财务董事达成了一笔外汇衍生交易，只要美元兑澳元继续走弱，这项交易就能获利。但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商品价格下跌，令汇率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走势——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一直长期贬值的美元，竟在更深层次的金融危机之后，非但没有继续走软，反而相对澳元走强，从而造成公司巨额亏损。 中信泰富这次失手，并不是中资企业或中资控股企业首次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受到重挫。2004年的中航油事件以及2005年的国储铜事件……教训惨痛。 “尽管金融衍生品的问题比较多，但我们必须得发展，不能因噎废食。”苗润生指出，“我们的金融市场不完善，目前金融市场上的管理方法中，我国的企业只用到了远期的外汇合同一个方法，除此之外，掉期、期货、期权等等均未用到。另外，企业也没有参与金融市场的意识。” 他举例说，拿出我们的任何一个企业的财务报表来看，就会发现其货币资金很多，但是有价证券相对就很少。这就说明企业对这一部分不重视，只把它看成投资工具，而没有发现它还有防范风险等等其他功能。这就像我们平时出门不会带很多现金，而是用银行卡来代替，但现在我们的企业却没有“银行卡”来进行替代。在国外，企业往往会把闲置的资金换为有价证券，这样一种习惯形成了，整个的金融市场就发展起来了，品种也会更多。 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更多的收益对应着更多的风险。“一旦出了问题，因为参与者众多，受影响的范围就会很大。而这次金融风暴，中国正因为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有限，还有一个‘防火墙’，所以除了直接参与的几个银行、投资基金之外，受到的直接影响似乎并不是很大。” 不过，在苗润生看来，这并不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们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发达而躲过一劫，并不是因为足够发达而没出问题。” 要监管风险就应列明风险 在发展金融衍生品及其市场的过程中，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是一个相当令人头疼的问题。 “目前有些看法是，要加强风险管理，会计必须多披露信息，要透明化。而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说到点子上。”苗润生说。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专业人士，也不可能每个人都亲自到工厂中核查报表的每一项内容。“不能让每个人都是专家，企业应该有专门的人来负责风险管理，避免风险损失。至于披露的事项多少是次要的。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报表披露出来，买根铅笔也披露出来，有什么意义呢?” 他特别指出，“在信息披露中还应该有这样一项内容，即在收益中有多少是因为承担了风险而得到的风险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