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整个社会发生了急剧、复杂、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本质性的，而且方向不一，难以把握。许多社会关系不得不作出调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地方、企业、单位、团体等）的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等都在重构之中。对这些本质性的、方向不一的变化，亟需我们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加以把握，逐步理顺关系，推进和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过程。 当然，思想政治工作要完成上述任务难度是很大的。其难不仅来自思想政治工作自身（如内容、方法等诸多不适应），而且来自思想政治工作的操作依据，本文着重就此进行分析。 当前，利益关系和社会价值观正在走向多元化。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毕竟要讲三者利益的差异性、相对独立性，要讲容许、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与其是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无矛盾、对立和冲突，勿宁说更多地表现为矛盾、对立和冲突，更符合客观现实。因为，在一个可分配的利益总量是既定的前提下，三者当中，不论是哪一个的利益增加了，就意味着另二者利益的减少。因此，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始终处于一种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中，而且“谈判”的重心通常向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在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关系上）的方向倾斜。因为，个人毕竟是财富的创造者和受益者，一旦个人（集体）的积极性受挫，那个可供分配的利益总量就可能缩小，甚至不能再生产出来。 虽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差异和矛盾，并不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所特有，但是，在传统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社会信仰和价值观的高度趋同，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见效快——一般较容易统一思想和认识，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公众利益，而且功效大——如党和国家安然渡过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就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分不开。但在改革过程启动之后，个人相对于集体、国家，集体相对于国家的特殊利益，就愈来愈具刚性；同时，社会舆论、媒介导向亦愈来愈对个人、集体的各种特殊利益持肯定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之下，不仅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度、广度被大大拓展了，而且由于利益主体、价值追求的多元化，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也已大大增强，在很多情况下，对许多问题的解决甚至是思想政治工作力所难及。 其所以如此，在于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操作依据，直而言之，是社会各种制度建设滞后。众所周知，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依据，一方面来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来自整个社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另一方面，更主要地还来自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法规和其他各种制度性规范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准则体系。在改革过程启动之后，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经济人”地位的逐步崛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原则——集体主义精神的传统解释受到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因经济体制的转轨，原先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依据的许多政策、法规、制度及社会道德准则已失去权威性，而许多新的政策、法规、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却仍在建设之中。进而，思想政治工作出现操作依据上的空白点，造成思想政治工作权威性下降，功效下降。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以“经济人”为前提的。追求效用或说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同样以“经济人”为前提。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市场中，人（确切地说是“经济人”）都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一有机会就损人利己。所以，必须有对“经济人”行为的约束机制。 显然，制度性规范——国家的法律、政府的法规、条例、政策及市场经济自身的一系列制度性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规范“经济人”行为的主要构成要件。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社会约束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便表现为：⑴解说功能。当国家的法律、政府的法规、条例、政策及市场经济自身的一系列制度性行为规范不为广大“经济人”所理解或掌握时，思想政治工作当向他们进行解说，促使他们自觉遵守。⑵补充功能。由于实际生活和人的社会活动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不论多完备的制度性约束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总有空子可钻。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碰上红灯绕道走”等民谣就是反映这种情况。这时，思想政治工作就以发挥其启迪人的思想觉悟的功能，而起到弥补制度不足的作用。⑶协调功能。体制转轨时期，某些具体的制度性规则难免会有所出入、磨擦乃至相互矛盾，各种利益主体也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各取所好，各行其事。这时，思想政治工作就应以党的基本路线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精神，对某些相互间有出入、矛盾的具体制度性规则作出协调性的解释，按照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统一各种利益主体的认识，协调他们的行动。⑷激励功能。市场体制，一系列的社会制度规范，一般说来，都具有对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的激励机制。但是，这些激励机制，并不是思想激励、道德激励，大多是冷冰冰的。而人是有情感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种思想的、道德的、情感的激励手段和途径，它能唤起人们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强烈“偏好”，唤起人们的公共正义感，动员人们营造关心社会公共利益的精神氛围。 从制度性规范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关系来看，制度是第一位的，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依据，而思想政治工作是第二位的。这是因为，首先，每当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矛盾时，按章办事，遵循法律、法规、条例、政策和其他制度性规范来划分各种利益主体间的责、权、利，最为简便，也最为有效；其次，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动员，必须要有制度上的依据，而不能与制度规范相矛盾，一旦与制度规范相矛盾，作为思想工作对象的主体就有制度赋予的权利来反对你，不听你的“说教”。尽管思想政治工作对制度性规范的约束机制有着功能上的补充、协调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依靠健全体制、健全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