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80后”进城打工/经商的农村青年——我们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了这一群体的主体。较其父辈打工者而言,“8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有其自身的时代印记和群体特征(两代农民工的差异比较参见江立华等著,2008:229-233;刘雅萍,2008)。学界的农民工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也提供了不同视野考察的丰富内涵与多元构架。然而,纵观过往研究特别是本世纪以前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许多调查研究针对的大多是整体意义上的农民工,较少有针对该内部不同类型农民工的研究。从年龄上来说,由于农民工代际之间的群体差异很大,不同年代的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80”后新生代农民工渐成农民工大军的中坚力量,针对这一群体的专门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农民工问题的代际变迁,也有望增进社会对这一新兴社会群体的认识。本文是对以前定性角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四个世界”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定性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和行为实践被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四个世界”——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形塑着。乡土世界是他们进城之前生活的农村世界,城市世界即是他们打工所在的城市,这两个世界都是客观存在、真真切切的世界;想象世界是进城之前对打工生活的憧憬,是一个不断调试的主观虚拟世界,实践世界即打工者在城市世界中具体的生活、工作和交往的空间(符平,2006a)。这项研究的经验资料来源于作者对研究对象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勾勒出了形塑新生代农民工行为特征的四个世界及相互之间的动态关系,着重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实践世界里的行为逻辑,并从田野中提炼了有助于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新的若干重要概念,获得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和结论。然而,虽然定性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行为特征的刻画来得更为鲜活、细致,但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否具有在群体层面适用和推广的可能性,还值得商榷。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究竟体现在哪些具体的方面,以及程度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定性研究力有未逮,需要定量研究予以补充、推进。 本文在定性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四个世界”的描述和分析基础之上,以“四个世界”为着眼点,尝试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探讨乡土世界与城市世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通过想象差异的概念范畴考察他们的想象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以期拓展我们对“80”后新生代农民工与“四个世界”的认识,深化对他们的若干群体特征及其行为表现的理解。 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第一作者负责组织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该项调查的对象是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拥有农村户籍、有过在城市打工或经商经历的农村青年,调查的问题涉及到留守经历、外出前状况与现今状况等方面。问卷是在2009年1月至2月期间,由华中师范大学学工部组织发给部分院系家住农村、且能做此次调查的本科生在寒假回家期间完成。本次调查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0份,有效回收率为67.5%。其中,填答了流动史部分的问卷有189份,占有效问卷中的70%。所有有效问卷遍及全国24个省/市,属湖北、湖南和河南的比例最高,分别占31.5%、12.2%和8.1%。由于访问员地域关系,来自湖北籍的被调查者数量偏多,产生了一定的偏向分布,但样本的覆盖范围很广,其中大部分为我国的农民工输出大省,被调查对象涉及到东中西部三大分布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偏向分布所带来的影响。需要检讨的是,本次调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我们从定量角度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的“四个世界”问题,亦可算是一项初步的研究尝试。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1。
基于表1,新生代农民工的以下基本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在教育特征上,他们中已经没有文盲,绝大多数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其父辈。二是职业类型展现出多元化特征,而且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正从事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职业,从事体力型职业的比例相对较低。此外,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仅为17.6岁,表明他们通常是在结束学业以后直接进城打工的。 三、新生代农民工与乡土世界和城市世界的关系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的工作和生活场所都在城市世界,他们要受到来自城市多方面的影响,其穿着打扮也极具城市气息,但乡土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属于“逝去的过去”。新生代农民工曾经生活和成长的乡土世界对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任何时候都与乡土世界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联。 (一)外出打工/经商的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外出打工/经商的原因很多。其中,学习成绩不好、没有机会继续上学占24.5%;自己放弃继续读书、想出外打工的占23.5%;家里经济困难、供不起读书而出外打工的占17.6%;在别人的邀请下选择外出打工的占27.5%(包括已经在外打工/经商的亲戚朋友邀请和在家乡的亲戚朋友邀请一起去);父母要求的占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