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青年社会流动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30年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迅速成长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此间中国青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是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巨大动力。与中国历史上许多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总是和战乱、饥荒联系在一起不同，被市场经济规律和追求文明富裕的梦想所推动的当代中国青年的社会流动，是青年与社会发展的一种良性互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当代中国青年社会流动的五大特点及积极作用

      1.农村青年向制造业的大规模流动，保证了制造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城镇青年“远离制造业”的择业倾向，有些传媒曾惊呼：“明天谁来当工人？”十多年过去，这种担心并没有变成现实，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农民工源源不断地补充了产业工人队伍，维持了制造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对国计民生的贡献始终处于不可动摇的领先地位。第二产业GDP由1978年的1745.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21381.3亿元，占GDP总值的48.6％；其中工业企业创造的GDP为107367.2亿元，占第二产业的88.45％①(见表1-2)。

      

      1990年，第二产业创造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是第一产业的5.77倍，是第三产业的1.5倍；2005年，第二产业创造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是第一产业的7.09倍，是第三产业的1.55倍；在2007年的经济增长中，54.1％的贡献率来自第二产业，54.62％的拉动力来自第二产业，其中最大的拉动力来自制造业。制造业持续稳定高速度发展，不仅直接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就业岗位，也派生出许多服务和维修产业的就业机会。

      在支撑着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工业企业，生产一线的“农民工”也已经超过工人队伍的半数。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综合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劳动部的调查统计结果指出，我国目前进城农民工大约1.2亿人，加上乡镇企业1.43亿就业者，农民工总数大约2.6亿人②。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农民工已经占到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58％，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68％，建筑业从业人员的80％③。按照国务院研究室30.3％的农民工进入制造业的调查结果，含乡镇企业在内，制造业农民工应该在7800万人以上④。许多外商独资、合资、民营、私营企业，生产一线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年农民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批农民工的参与才得以顺利实现的。在笔者2007年进行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中，作为课题抽样点之一的山东青岛城阳区，553.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本地从业人员26.7万人，外来青年农民工35万人，农民工数量是当地从业人口的1.3倍。在中国东南沿海许多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出口加工区，青年农民工也几乎“垄断”了制造业所有一线生产岗位，他们的“去”与“留”已经关系到这些加工区的存亡。

      虽然2004年广东初现“民工荒”，曾经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工来源的密切关注，但就基本趋势而言，中国农民工队伍短期内不会大规模萎缩，而将继续扩大。这种继续扩大的必然趋势是由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长期供大于求现状给农村青年造成的更大的就业“压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农村青年的“拉力”、农业技术进步和耕地面积减少对农村富裕劳动力的产业转移的“推力”、繁华的城市生活对农村青年的“吸引力”等四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要进城，这是未来20-30年间中国社会必然继续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而进城以后的主要就业领域无疑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

      2.青年向服务业的流动，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服务业的长足进步。改革开放之初，服务业是中国青年就业很不看好的领域。由于“伺候人的工作低人一等”的传统观念和服务业本身待遇较低，城镇青年宁可去劳动强度更大的工业企业。伴随中国社会产业结构调整和青年就业观念变化，最近30年来，第三产业成为青年就业增加最快的领域。1994年，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07年底，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发展到1978年的2.66倍(见表3)。在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人口中，除了一部分下岗职工外，绝大多数是新长成劳动力。

      

      青年大量涌入第三产业就业，为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在金融、电讯、IT产业，在旅游、批发零售、餐饮服务、物业管理、文化产业等领域，活跃在一线服务岗位的员工，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提升了中国服务业的水平，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3.青年由就业岗位向创业岗位的流动，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压力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青年，对“创业”基本处于“群体无意识”的状态。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二元分割的刚性户籍制度，国家统包统分的人事和劳动用工制度，将所有人的职业生涯纳入了“国家计划”之内。青年是“国家选择”的对象。每个人只需要做好“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便可以享受大致平均的待遇。这是一个不需要个人创业的时代。1978-1979年，知识青年“回城风”席卷全国，在各级“知青办”两年硬性安置1447万人之后，1979年末，全国仍然有567.6万人“待业”，城镇登记失业率高达5.4％⑤。针对城市企、事业单位已经人满为患的现实问题，197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北京市《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间接地肯定了允许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创业和自谋职业的做法。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在国家统筹规划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就业方针正式出台。对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政策调整，当时青年的反应并不热烈。自谋职业“干个体”对当时的青年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逼上梁山”。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中包含的发展机会和无限的可能。为了推动青年就业观念的转变，1983年8月，在“全国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到会讲话，明确指出“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彩豪迈的事业。”并鼓励代表们继续走在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前列，争取更大的光荣。这次会议作为一种示范、一种号召，对传统的就业观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1978年，全国个体从业者总共15万人，1980年发展到81万人，1985年末，这一数字则迅速增加到450万人，而新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待业青年。到2007年底，全国城乡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已经达到12750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6.6％，是改革开放之初的850倍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