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研究最缺的是历史①。这句话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有关青年的历史（青年史）及对青年认识的历史（关于青年的观念史）研究和著述的缺乏，二是在现有的青年研究中普遍缺乏历史的观点和方法。这种状况将严重制约和影响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建树所企望达到的水平。青年史和关于青年的观念史研究，是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不可逾越的一道学术门槛，但就目前青年研究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来说，强调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在青年研究中的应用，似乎是更为紧迫的任务②。 一、“青年”有历史吗？ “青年”有没有或应不应该有自己的历史③？不同的研究者依据各自对历史的理解，会作出不同的回答。但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是以“历史上有没有青年”为前提的。所以，在论证的逻辑上，应该首先确认后者作为问题的真实性。 但问题似乎又没有如此之简单。什么是“青年”？什么是“历史”？这又成为论证过程的逻辑前提。年轻（或者就其年龄段做出清晰界定）的就是“青年”吗？历史就是已发生（并被叙述或记叙）的事吗？以往人们对这样的提问一般很少表示异议。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历史上有没有青年”的问题，许多研究者都给予肯定的回答，只不过在表述方式或具体的历史阶段划分上有所区别。例如，有的研究者将其分为古代或传统社会中的青年和现代青年，有的以史前青年与近现代青年相区别，有的甚至直接提出“人类原始社会中的青年观”问题[1]，等等。同样，也有研究者出于对青年和历史的不同理解而否定历史发展早期阶段青年的存在，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在老年统治的远古氏族社会“青年实际上并不存在”；在原始社会“不存在社会特别注意并赋予某种社会价值的青年形象”[2]。这样，问题就被简化为：历史上的青年就是“过去”的年轻人；青年的历史，就是年轻人的“过去”。其结果显而易见，即如果肯定前者，那么历史上必然有青年；如果肯定后者，那么，青年必然无历史（因为这种“过去”没有被记述）。毋庸置疑，这种简化消解和淡化了问题的意义层面。 在英语中“历史”一词源于希腊语，其本意为“征问”、“问而知之”。“问”是过程，“知”是目的。历史文本的书写在本质上是一种意义阐释和知识建构过程。如果说对“谁是青年”的追问主要是关于青年存在的本体论和主体性的思考的话，那么，对“什么是青年”的回答，则主要是依据知识论和历史观对青年的意义所做的种种理解和释读。于是，我们关于青年的发生学以及历史演进性质的观点都将会由此而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不只是在历史进程中探究、描述青年发展变化的踪迹乃至某些所谓的规律性特征，不只是试图发现青年在所谓的“史实化的过去”中被赋予的某些本质，进而证明青年的历史演进过程合于某种规律性或目的性假设，而是要发现青年的历史内涵或其历史构成性质，即具有某种“反观性”的特征——在当下的情境中对青年做历史的观照，对某些与青年有关的事件进行历史诠释，既使过去的“事实”变得有意义，又使现实的“事实”获得历史感。这是意义的建构，而非某种目的性预设。或言之，是旨在说明关于青年的历史或历史中的青年我们到底知道了一些什么，即获得了哪些关于青年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是被认为、被证实是真的并可能成为人的某种信仰和理性。 青年研究需要强化对历史的关注，强调历史感、历史意识、历史自觉、历史方法。青年研究，是并永远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公共领域”。在青年研究中引进“史学范式”，首先是扩展其历史视野，在历史中观察到青年的“出现”，其次是对“出现”做出解释。青年的“出现”，即青年的历史“出场”和“在场”。“出现总是在诸多力量构成的某种状态中产生的。对出现的分析必须描述各种游戏及其方式，包括这些力量相互发动的斗争，或针对不利环境发动的斗争，或那些企图通过这些力量的分裂、使之互相争斗而避免退化，并重新获得力量的努力”，“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场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每种力量都充满青春活力。”④这样，关于青年的历史，将被引导走进远古的神话、传说或宗教经典、考古学、艺术史——在《圣经·创世记》中，亚当出现了。亚当没有童年的经历，也没有血缘的传承，甚至没有性别（因为在夏娃出现之前没有女人），但有年轻人的全部特质：对世界的好奇心，对知识的渴望，对权威的反抗，对性与爱的冲动和执著，旺盛的生命力……亚当和夏娃这对青年违背了上帝的意志而遭到惩罚，承担了人类原罪千百年的重负。青年历史的消歇，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那一刻。神性主宰了人性，理性主宰了自然，权力主宰了神性和理性，而神性和理性又异化为权力的普遍性，并直接由此而进入现代性——这就是自亚当和夏娃被放逐之后人类历史上青年的命运。在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出现了。他是太阳神，为世界带来光明，为从事伟大的事业而诞生。在阿波罗的身上，人类不仅看到青春的活力、强健的体魄、类似天使的美，而且看到人类未来的希望。至此，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有了另一种描述形式：当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自己祖先的家门，开门迎接他的不再是一只猴子，而是太阳神。青年被喻为太阳，而不只是原罪的象征。 历史总是充满悖论，同时蕴涵丰富的寓意和象征。青年的出现和在场，作为一种“力量”和具有“青春活力”的种种历史表现，总是赋予历史以无限的创造性想象和快乐（美、艺术、情欲、爱、享乐等），而人类进化所奉行的即是创造、想象和快乐的原则⑤。按照这一原则，我们或许能够对欧洲18、19世纪青年掀起的浪漫主义、狂飙突进运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的反文化运动乃至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做出一些新的理解⑥。 理论不仅需要实践的检验，也需要历史的检验——历史是既往的人类实践。同时，历史也需要理论的沉思，在沉思中去除某些被历史扭曲的东西，发现某些被历史遮蔽的东西，凸显某些被历史忽略的东西，找寻某些被历史舍弃的东西，总之，尽可能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的“客观性”不是在历史本身之中，而是在历史学家的理性思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