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30 文献标识码：A 青年研究是否为一个学科严格说来不是问题，因为至今尚无普遍接受的核心理论与方法，而在我国的学术建制中也没有青年学科。青年研究需要建立比较融贯的理论系统和运用规范而科学的方法，这是青年研究的基础工作，因而也不是问题。但是，青年研究是否应当或能够成为一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形成有一定自主性的专业空间，却是自我国的青年研究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以来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近30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争议不断。在我国的社会文化迅速变化的时代，青年研究如何回应青年发展和青年问题，并保持其创造性活力，确实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而学科和研究路径问题也相应的需要重思。 我国青年研究所遇到的学科与路径问题与欧美的文化研究极其相似，不同的是我国的青年研究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就表现出强烈的学科意识，学科建设是研究者努力的重点所在，而西方的文化研究自觉强调自身是反学科的，既没有固定的研究领域，也没有统一的研究方法，甚至也不存在作为基础的基础理论。因此，考察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学科问题，对我们重思青年研究的相关问题不无裨益。在此，我们从英美的青年文化研究入手，探讨青年研究学科化及研究路径选择问题。 一、从学科内的研究到反学科的研究 英美青年文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美国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最早将青年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英国的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在60年代崛起，青年文化研究达到一个高峰。伯明翰学派是由聚集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CCCS)周围的学者们组成，这一时期的青年文化研究也可称为CCCS时期。①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CCCS影响力的逐渐衰微，青年文化研究进入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post-CCCS)。② 芝加哥学派的青年文化研究，属于社会学研究领域。研究的重点是越轨青年亚文化，基本的方法是口述史(Oral history)，范式是社会生态学。③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为芝加哥学派的青少年亚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将人的基本需要区分为新的体验、安全、反应、承认四种，而在其有关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中，特别强调流氓团伙中的冒险成分，即新的体验和承认。特拉歇(Thrasher)在《流氓团伙》(The Gang,1927)中也强调男孩们在团伙生活中获得了新的体验，而最终习惯于生活在一个充满想象与浪漫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在他人看来是“罪恶”世界。美国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基本上是在这条路上。鲁伊特(Reuter)在《青少年的世界》、《青少年社会学》(1936、1937)中提醒美国社会学界关注青少年生活在与成人不同的世界中，创造了一个与成人社会分离的“包含社会秩序”的世界。1942年，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提出青年人具有不同于成人的区分性的文化范式，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美国社会中的年龄与性别角色》(Age and sex roles in the United States)创造性地提出了与青年人年龄和性别相关的“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概念。 伯明翰学派的约翰·克拉克、斯图尔特·霍尔等人借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不同年龄、性别、种族、阶级、地域的都可能形成特殊的团体，这些或松散或紧密的小团体为了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自己的、可辨识的、有别于占统治地位文化的亚文化，以反抗霸权文化。当这些小团体文化是青年结成的，就可以说是“青年亚文化”。④青年亚文化有其特殊的仪式(Ritual)或风格（Style，或方式／样式），如摇滚、毒品、狂欢、奇装异服，这是青年文化区别于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或父辈文化（母体文化）所在，也是反抗性（抵抗性）、反叛性的体现。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包括特迪男孩(Teddy Boys)、摩特族(Mods)、光头党、嬉皮士等等。这样的研究难以划入传统的学科，《工人阶级文化》、《仪式抵抗》、《学习劳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等重要著作都不在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学科范围之内。这其实是自觉的反学科研究实践的结果。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初，霍加特就坚称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继任者霍尔则宣称文化研究拒绝成为新的学科，拒绝为其他学科所收编。 在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post-CCCS)，青年文化研究者仍然警惕让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安迪·本内特(Andy Bennett)和凯思·卡恩—哈瑞斯(Keith Kahn-Harris)主编的《后亚文化：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性研究》一书中，作者们对CCCS的亚文化分析理论和模式有诸多的批评，包括女孩在青年亚文化中的角色、青年消费主义的作用、青年亚文化的娱乐目的、忽视了媒体在制造亚文化和亚文化认同中的作用以及对青年的界定过于狭隘等，但在学科问题上与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立场基本一致。 二、反学科的突破与限度 英美的青年文化研究在坚持反学科立场的CCCS时期成就卓越。安迪·本内特在《后亚文化》一书的致谢词中坦承，我们应当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致以特别的敬意，正是他们在青年文化研究方面的基础性突破工作激发了全球的青年研究者持续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伯明翰学派在青年文化研究上的突破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反学科的立场，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立场，青年文化研究显然无法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因为“文化研究以其坚定的反学科立场使自身获得了整体的社会视角和介入实际社会政治运动的能力”⑤。 伯明翰学派在包括青年文化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上坚持反学科立场，既因文化研究是从“独立的工人教育运动的余烬”中出现的凤凰，更在于自觉地视文化研究为“一个智性的自我反省的活动”，而“在现有的知识界限的范围内，这种形式不能轻易地适应，或者不被包含”⑥。换言之，如果文化研究是干预现实的知识（政治）实践，而不是学院的知识积累，就必然是反学科的。这种观点，在秉持反学科立场的文化研究者那里不断被强化。亨利·吉罗等人集体呼吁文化研究要成为“一种反学科的实践”，文化研究的一个中心目标是创造“抵抗的知识分子”，“它必须揭露构成学科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学科形式与内容再生及使主流文化合法化的历史的特殊利益。这是文化研究的中心任务”。因而，“文化研究的话语必须抵抗学术学科及院系中已确立的利益。它必须捍卫各类学科与院系的学术现状的知识要求与理智性模式常出现的围绕着在不同学术学科领域内提出的问题的利益。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必须谴责学科未提出的问题中包含的利益”⑦。这种对文化研究学科化的抵制，无疑带有政治浪漫化或泛政治化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