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62(2009)03-0124-04 21世纪以来，青年流行文化在文化工业下迅猛发展。青年通过各种流行文化形式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充分的表现，使以往那种反叛阶级、种族、性别、主流文化的意识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狂欢式的文化消费来抵制成年人文化。但是，这种狂欢发展到极点也导致异化问题的加重。 一、青年流行文化异化之生成检视 卢梭最早提出了人类文明异化的现象，认为理性趋于完善，整个人类却败坏下去，异化就是知识理性对人的自然道德的破坏。20世纪60、70年代，英、美文化中出现了朋克、嬉皮士、摇滚乐甚至群居、吸毒等现象和问题。垮掉的一代对二战后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作品也是以不遵守传统创作的常规、杂乱无章的结构和形式、语言粗糙甚至粗鄙而广受争议。异化问题引起社会的关注后，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雅皮士文化又重新转向家庭与传统价值上来。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人们的观念与思想也处于转型，中西文化不断交流，各种矛盾相互碰撞，青年流行文化随即出现。青年流行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代表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少年群体的利益，特点是边缘性、批判性和颠覆性，对成年人社会秩序常采取一种颠覆的态度。当今，青年流行文化异化现象已经影响到青年流行文化的自身发展以及青年的身心健康。 1、电子信息技术下的符号异化。文化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46]。符号化是文化世界的特征，人的本质是他的创造符号的过程。马克思也认为人是在一切社会关系中体现人的本质属性。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文化乃至人自身。人在创造中使自身得以完善。当电子信息技术使青年流行文化在网络上以各种各样的符号呈现出来时，青年所创造的符号却发生了异化。一是多重ID(Identity)导致了虚拟化身与现实身体的分裂。ID代号作为在虚拟空间中的一个化身，本应表达相连的物理身体的情感和思维。由于网络规范的不健全，常存在拥有多个ID或共用一个ID的情况，这就使虚拟化身和现实身体之间的纽带出现缺失或断裂，表现为个体的行为、价值取向、人格心理等多方面出现多面人格和多面性。如大多数青年热衷发帖、网络游戏，有的使用多个身份符号，甚至沉溺于网络游戏中享受“虚拟暴力”的兴奋。而这可能不是他自己意思的表达，或者与现实中的他截然相反。二是符号化的互动弱化了青年面对面交际的能力。网络人—机—人的交流方式是一种心灵在场而身体缺席的交流。身份符号不断变化增加了辨别个人身份的难度，极大地冲淡了人们害羞和尴尬的心理。人可以更加大胆、直率、原始甚至以无视道德约束的方式进行心灵沟通和本真意志的宣泄。网络交际颠覆了传统人际交流方式，混淆现实与虚拟的界线，使青年跨越了两个不同的时空，青年人情愿在两极间摇摆，享受这种酣畅淋漓的倾诉，也不愿回到现实去面对面交往。这引起了青年心理和精神的重大变化，使青年的现实交际能力出现障碍。三是符号化世界推延了后儿童社会化过程。后儿童以零食、儿童化的字眼、双肩包，火星文为符号标志。游戏与享乐是他们生活的主调。面对时代变迁带来的种种压力，他们不知所措，因此不惜在虚拟世界中追逐一切，崇尚一切，在儿童世界的符号中逃避现实压力，甘愿为符号所牵，也不愿去承担社会责任。结果，现实生活与太虚幻境的关系被混淆起来，社会化过程延长，道义责任、是非、善恶、美丑不再是不可逾越的规范。“如果意义在本质上不是某个固定在那里的事物的结果，而是我们社会的、文化的和语言的惯例的结果，那么意义就永远不能固定下来。”[2]24符号的异化是不能够真正反映人的创造的。 2、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助长了神的异化。中世纪，人成了上帝的附庸，神权剥夺了人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神的异化的另一种表现“人造神”现象越来越突出。尤其是传播媒介的发展，使青年流行文化成为一种震撼性的诉诸感官刺激的文化，个别形象被模式化、偶像化，使部分青少年丧失了主体性，出现了一些神的异化倾向。一是偶像崇拜的他者神化。追星成为不少青少年时髦的行为方式，他们视明星偶像为心目中的神，不遗余力地模仿明星，给自己贴上时尚的标签。他们把偶像的决定和成功当作自己的决定和成功，因偶像的绯闻而兴奋、痛苦甚至自杀，却忽视了文化内涵和价值追求的修养。近年来的选秀活动更助长了追星现象，超级女声成功的商业运作，给青少年参与以无穷的想象空间，但粉丝对明星的依附和参与的盲目性，使参与成为依附的、平面的、直接的而不是自主的、纵深的、批判的。绝对崇拜必然造成了一些青少年失去自我认同，丧失了责任感和自我意识。二是感官享受的形式神化。英国学者利维斯和桑普森认为，新兴的大众传媒在商业动机的刺激下所普及的流行文化，往往推销一种低水平的满足，这将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追求一种感官享受。青年流行文化过度渲染情绪和感觉，为了流行效应而刻意追求形式，将创造时髦、领导时尚作为最高境界，使得灵魂和思想升华的文化使命被抛到了次要甚至被忽视的地位，这极大地改变了青少年的审美倾向。青年人对流行文化的参与仅凭自我感觉作情绪化的表达，不做理性思考、价值评判和自觉创造，这必然导致青年只能成为时尚先锋而非思想先锋，处于主体性迷失的一种悬浮状态。三是过度自我崇拜的自我神化。青年流行文化颠覆了传统文化表达方式，激起了个体直接而广泛的参与文化表达的愿望。从众心理是工业社会最明显的心理状态，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无法代表青年人的个性。他们更渴望异质化的表现，怪异装扮、罕见时尚以及另类言行等能彰显个性的生活方式成为首选。“我型，我秀”、“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就是一切”，他们不崇拜任何人和事物，只崇拜自己，崇尚个人至上主义，以唯我为中心。适当的自我崇拜无可厚非，它满足了青少年求异的心理需要，有助于青年人的自我实现和人格发展；但过度的自恋、疏离和享乐主义等必然使自我迷失，忽视对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关怀、对社会的使命与责任。 3、商业化服务与消费加剧了物的异化。物的异化是神的异化的变种，人由对神的崇拜转向对物的崇拜，金钱代替上帝重新掌握人的命运。这样金钱的属性就成了人的属性，金钱关系就成了中心的社会关系，金钱的价值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文化工业下的青年流行文化，由于商业化服务和消费而变得消费主义至上，加剧了物的异化倾向。一是人成为商品消费的手段。康德认为，人是目的，人永远不能是手段。人努力生产东西是为了使用，但是在占有、使用的同时也意味着丧失，意味着转化成异己的东西。流行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其文化产品实质上就是商品。商品化服务给参与者以个性表达的途径、方式、工具和机会，借助各种缤纷的包装形象，刺激青年的需求欲望，不断向青年推销消费至上的理念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需求再次得到满足，但只是一种虚假的满足，一种剥夺人权的满足。青年人被消费主义牵着鼻子走，成为完成消费过程的手段，而不是消费的目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令青年沉湎于庸俗的宣泄、平庸的娱乐和无聊的消遣之中，以暂时逃避日常生活的责任，逃避升学、就业压力以及自我选择的矛盾，这与主流文化价值取向是相背离的。二是商业利益使流行文化庸俗化。效益驱动广泛渗入到文化领域，导致了审美品味从以修身养性为主旨向消费享乐心态的转化。一些传媒将革命历史歌曲、传统曲目加以电声配乐，使其丧失了原初的历史意义与教育内涵，恶搞名人、名剧甚至经典文化成为一些青年人追逐的时尚。更严重的是，一些下流姿态的裸体被冠以行为艺术，影视中野性激情被过分渲染等在赚取青年眼球的过程中，“性文化”的自由最终失去了人神圣的光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文化工业是技术理性对文化控制的结果，“商业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3]153，也是文化被商品化的结果。利益驱使令青年流行文化沾染了某些反文明的成分，感官的刺激、个性的张扬、文化表达的积极参与在使其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同时，也导致了青年的消极模仿和青年在商业利益中的异化。三是大众式“快餐文化”助长了功利性和平面人格。青年流行文化根据市场的要求，迎合青年消费的口味，按照商业化生产模式，借助现代传媒技术把文化作为产品推销出来，造成了文化的标准化和僵化，“个性就是一种幻想”[3]172。流行文化的主流实际上是文化工业的文化表达，在大众式的“快餐文化”中，青少年往往将文化本身的精神需要化解为日常的生活需要。高度浓缩的流行文化的过程，使他们意识到付出后需要及时回报。于是，青少年就会习惯临时的、简单的交换关系，这种简单化趋势是维护自身身心平衡的重要方式，但进一步导致青少年做事和人际交往的功利性和平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