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计划与知青运动的比较与启示

作 者:

作者简介:
顾承卫,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党校讲师,法学博士,复旦大学社科部博士后,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祝志芬,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原文出处:
青年探索

内容提要:

不少人将国家正在实施的“大学生村官”计划与上世纪知青运动相提并论,两者虽然在人员流向、实施动机方面有近似之处,但是它们在时代背景、驱动力、程序、参加者的文化层次、身份待遇等方面都有着显著区别,因此不可混为一谈。通过比较可以获得启示:应重视大学生的利益诉求,应在政策上给予“大学生村官”一定照顾和倾斜。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0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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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村官”计划自推出以来引起了社会的密切关注和激烈争论,不少人对这项战略决策持怀疑态度,称之为新一轮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认为是“荒诞甚于严肃”,是在给历史留笑柄。但是通过仔细比较,我们会发现,村官计划同知青运动虽有若干相似之处,更有着本质而巨大的差异。

      一、相似之处

      “大学生村官”工程一开始推行,就有人认为是新形势下的上山下乡,说明两者是有一定相似之处的,至少是表面上、形式上的近似。笔者分析,它们的相似之处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流向大致相同。两者都是有文化的年轻人从人口拥挤的城市流向人口相对稀少的农村地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全国共有约2000万(官方资料为1625万)左右的知识青年响应党“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号召,组织垦荒队、远征队,到农村、到山区、到边疆,立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成为广阔天地里的“新农民”。至于“大学生村官”计划,除了原来已有的,我国还将在5年内选聘10万到20万高校毕业生当村官,实现全国每个村至少有一名大学生的目标,这也是一场遍及全国、覆盖每个角落的浩大工程。

      其次,动机有部分近似的地方。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一个重要动机是解决日益紧迫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近些年,随着高等教育逐渐转变为大众教育,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就业问题成为当前大学毕业生面临的最大难题。我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逐年大幅度增加,从2001年的114万到2004年的280万,再到2008年的559万。但据统计,2007年到县(含)以下单位就业的毕业生,仅占已就业毕业生的16.6%,不少人成为失业者、啃老族。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出台《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截至2008年2月底,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了“大学生村官”计划。

      知青运动的动机较复杂,文革时期被宣传为“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的政治运动,但实际上仍是经济因素在起着主导作用。建国后不久我国出现了人口剧增、城镇就业压力巨大等困难局面,知青运动事实上是年轻的共和国为解决城镇青年劳动力严重过剩问题而采取的一项特殊举措。尤其是“文革”后期,如果让上千万红卫兵重新投入社会,成为无人管理的失业者,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但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又不可能吸纳如此之多的新增劳动力。因此,上山下乡便成为千百万知识青年——广大红卫兵的必由之路。

      从知青运动曾受前苏联做法启发这点来看,也是经济方面作用更大一些。追根溯源,中国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措施有受前苏联启发的影子。1955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前苏联时了解到,从1954年开始,前苏联改变了以往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一年多时间里共有2.74万人前往边远农村垦荒建场。这一做法既能利用荒地增产粮食,又能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撰写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报送中央。6月27日,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在批示中指出“很有参阅价值”。此后,“上山下乡”这一模式被移植到了中国。

      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将“文革”时期的知青运动“看成是带有强烈政治化倾向的强制性人口迁移的非常措施,似乎更为恰当”[1]。或者认为“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知青运动归根到底是社会就业问题。”[2]

      但是,由于知青运动的负面影响有目共睹,其中包含有向农村和农民转嫁困难与压力的一面,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消极现象和偏差失误,不少人对它持否定态度,进而影响到对现在实行的“大学生村官”计划的评价。

      二、本质差别

      黑格尔曾对比较法做过论述:“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和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室,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3]因此,还应当对“大学生村官”工程和知青运动深入研究,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二者存在着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一)时代背景不同。知青运动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新中国的诞生从政治上标志着劳动人民翻身做主,同时从法律上确立了劳动人民的地位,但在经济基础的层面并没有改变农业文明形态,从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统制社会。它的基本特征是:单一的经济模式、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统制社会从实质上仍然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以直接的支配服从关系作为基础”的生产有机体。在这样大背景下才会有涉及千百万家庭、世界为之瞩目的一场大试验。

      “大学生村官”工程则是在已经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市场经济要求以市场作为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因素,人是有基本理性的“经济人”,为逐利而流动。农村缺乏吸引力,但是由于大量青壮年流出,我国广大农村又亟须人才,一方面缺乏有文化、高素质的人领路,另一方面乡镇干部、村干部队伍文化程度低,后备干部断档,特别是经过基层锻炼、能够适应艰苦生活环境并善于做农村工作的后备干部更缺。因此,党中央抓住了农村所需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境两者的结合点,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有志青年到村任职,既解决了矛盾,又极大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说是新形势下一项非常有前景、有意义的重要举措。时代背景的迥异是知青运动和村官计划差别的基础所在,其他的差别都是由时代背景的不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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