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识码：A 大规模的青年农民工返乡是由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城市社会对其排斥加剧的结果。从推拉理论①来看，返乡青年农民工是城市社会“新陈代谢”后推向农村社会的产物，之所以被推到农村社会是由于他们的弱势地位。但是，一方面，被推者由于有着“农民身份”而缺乏农业基本知识和务农经历等农村社会记忆、长期的城市生活而形成的“半城市人”的优越性及对城市生活耳濡目染而更加渴望进入城市社会而不认同农村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他们不会轻易地融入农村社会。而另一方面，农村其他人对青年农民工从外出是“有出息”、“能干人”到如今归来是“没能力”、“吃闲饭”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使其对返乡青年农民工产生巨大的排斥，同时也强化了返乡青年农民工对农村社会的主动排斥，使返乡青年农民工难以重新建立起个体与乡村社会的联系，找到心理的归属。于是，返乡青年农民工被城市社会排斥而自身又对农村社会有着极大的主动排斥性，这就使其陷入了双重排斥的境地，无所归属与落脚之处，成了“悬空之物”，他们会走向何处，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便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社会排斥及其类型 社会排斥的概念最初是在研究贫困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排斥观念最先流行于欧洲，“社会排斥”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法国，由法国学者拉诺尔最先使用。1974年，拉诺尔用社会排斥的概念指认那些没有受到社会保障的保护，同时又被贴上了“社会问题”标签的不同类型的人，例如精神和身体残疾者、自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等边缘人、反社会的人和其他社会不适应者。到后来的80—90年代，社会排斥概念从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断裂发展到认为社会排斥是某些群体部分地或全部出局，享受不到人类权利及“社会垄断群体形成的结果之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利，不愿意别人分享之”。社会排斥概念还聚焦于社会分配和社会关系议题，即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和不足的社会参与，缺乏社会整合和社会权利等。 所谓社会排斥，原意是指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各种歧视或偏见，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现在社会排斥一词的含义已经被泛化。沃克认为社会排斥是社会成员从决定个人整合于社会的系统被排斥出来的现象，这些系统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方面。唐钧通过作家毕淑敏介绍的一个游戏来生动地描述了社会排斥的形成过程。他认为，社会排斥是游戏规则造成的，而游戏规则的制定是社会政策研究的结果。石彤认为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群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李斌认为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纵观上述这些社会排斥理论，我们不难解读出其共性都包含着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社会排斥，社会对下层人民和弱小群体的一种歧视，即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各种社会资源及机会获得等方面的排斥，其参照体系是社会弱势群体本身。 吉登斯提出的社会排斥理论却让我们耳目一新，他认为不同地位的人都有可能被排斥，社会地位高的人和社会地位低的人可能位于社会排斥的不同向度上，也即他提出的社会排斥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社会底层的排斥，另一种是社会上层的自愿排斥。在这里，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排斥的两种类型，从其特征上看，我们也不妨将其称为社会上层的主动排斥与社会下层的被动排斥。 二、主动与被动：返乡青年农民工所受排斥的机制分析 我国青年农民工群体从学校毕业或辍学后就直接随“民工潮”加入到了城市打工者的行列，因此，在其成为劳动力前基本都是在学校度过的，所以缺乏务农的经历与基本知识；并且，他们并不认同农村的生活，反而更向往城市的生活，对农村的土地没有太多的眷恋之情，每年回家乡也仅仅只是一种借春节之际看望长辈的“礼节性”仪式。同时，由于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对城市社会生活耳濡目染并逐步适应了城市社会生活，这更加深了其对农村生活方式的排斥感。虽然由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等特殊制度的纵向的深远影响导致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仍然处于社会底层，但在那些没有出来，仍生活在家乡的人眼里，他们则是家乡中“有出息”、“见过世面”的人，因此青年农民工在农民与市民分层的连续谱中处于中间过度层。因此，其自身虽然受到了来自城市社会的排斥，但自身又作为农村中“有出息”的人产生了对农村社会的主动排斥，并期望能脱离农村社会而成为“城里人”。如果没有外界不利环境的影响，青年农民工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地在城市中“沉淀”下来，转化为市民。但当前容纳其打工的企业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要么开工不足，要么破产倒闭，他们作为当前中国既没有体制束缚又没有体制保障的特殊“工人”，最先受到冲击，导致其失业。因此，失业青年农民工处于农民—市民连续谱中的过度层受到城市社会的排斥加剧及自身对农村社会的主动排斥未减的双重排斥，在主动排斥中失去了“根”，而失业又使其失去了城市的生存资本，致使失业青年农民工在这样一种境地中失去了生活来源与心理归属而陷入了一种“游离”的状态。同时，再加上城市青年农民工主要以社会初级关系为交往圈，群体心理结构封闭，认同感较高。如果这种“游离”状态不加以重视，极有可能出现大量的社会游民，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一定的威胁。 (一)来自城市社会的被动排斥 城市青年农民工虽然生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中国所特有的、制度化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长期存在，使其受到了来自城市社会制度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排斥。同时，随着全球化影响的加剧，我国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不是导致我国沿海一些对外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倒闭，就是为寻找新的发展而选择产业结构调整。而城市青年农民工由于其特殊“身份”标签而没有体制的保障及自身素质的限制，必然在这种环境下最先受到冲击及城市社会对其的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