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五四运动也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1]提起五四，人们总把它同青年联系在一起，这是由于这场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青年运动，开创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新纪元。五四是中国青年永远不朽的精神符号，五四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深刻挖掘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并将之转化为当代青年发展的精神力量。 一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走在先头，主导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行动。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地传播着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着中国近代以来首次以思想解放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的五四精神。青年是五四精神的创造者、承担者和传播者。90年来，五四精神薪火相传，熔铸在青年的血脉里，彰显于青年的实际行动中。五四运动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五四精神蕴含了深邃而丰富的历史内涵。 五四运动彰显了青年青春的主基调。20世纪伊始，有识之士就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于青年。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深情瞩望年轻人，强调“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认为“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2]。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对青年的情感之深、寄望之重、忧惧之切，更是空前的。他们期望青年不仅能够承担起拯救中国的使命，而且能够担当起文化革新的重任。陈独秀充满激情地呼吁“至爱至敬”的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并为青年订立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3]等思想行为标准。青年则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能够承担起救亡图存和思想革命的历史责任，能够将先进的思想文化传播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是“新青年而非旧青年”、“真青年而非伪青年”。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热情呼唤“青年可爱之学子”“任重而道远”，“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4]，充满了对青年的期望，更充满了对青春般生机与活力的国家民族未来的憧憬。 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立志“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以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的责任意识、新鲜活泼的自觉理念和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如果没有青年的担当、自觉和奋斗，新文化运动就难成气候，里程碑式的“五四事件”就难以爆发，五四精神就难以形成和发展。即使是对青年学生参加政治运动持保留态度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也高度肯定正是学生的参与“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使“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命’的重要”。青年的光荣使命和实际行动、青春的激情和朝气成了五四精神代代传承的活力写照。 五四运动高扬了民主科学的旗帜。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受千百年来蒙昧主义思想的束缚，排斥科学，推行独裁，整个社会处于黑暗之中。在时代的召唤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率先觉醒，他们吸收了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以民主和科学作为有力的思想武器，猛烈抨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旧文化，主张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首先揭橥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1915年9月，他在《敬告青年》中倡言国人“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19年1月，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出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并且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的提出，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封建专制，反对仍然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的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和伦理原则。提倡科学，是为了反对封建复古的潮流和迷信盲从的倾向。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在当时封建落后的中国，对于渴望自由、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民众来说是一种鼓舞，它指引人们走向光明之路。 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运动总是以思想革命为其先导的。五四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思想，冲破了中国数千年来教条和习惯势力的束缚，是向封建专制政治、宗法家族制度和纲常礼教思想的宣战。可以说，没有科学和民主新思想的启蒙，就不会有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五四运动开启了现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先河。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由经济、政治、文化三部分组成。近代以来，中国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不断探索自己的出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好完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循环。洋务运动注重经济意义上的科技层面的革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着重于政治制度的改良和革命，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从民族文化的反思及求新上来思考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这个层层递进的循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5]。经过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人们普遍意识到，要救亡图存，要变革，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一个解放，必须进行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陈独秀、胡适都相信欲救中国之积弱必须从文化上作根本的改造，他们要求重估一切传统价值，清除文化上的蒙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