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凤凰男”与“孔雀女”两个称谓，从电视剧《新结婚时代》到《双面胶》的播出，关于二者的婚姻也在全国各大论坛网站展开了如火如荼的讨论。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1075人参与，35岁以下青年超过九成），67.6％的人认为“凤凰男”和“孔雀女”的婚姻会有更多问题；43.7％的人不看好“凤凰男”与“孔雀女”的婚姻；44.7％的人表示不好说；明确看好的仅占11.5％[1]。为什么会出现“凤凰男”与“孔雀女”？为什么他们的婚姻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呢？ 一、城乡二元分割的“产儿” “凤凰男”源自于“草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这句话，它是指农村贫困人家的孩子，经过10年寒窗苦读考上大学，最终定居城市[2]，实现了家庭和个人的梦想。在过去，如果农民子女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或获得非农业户口，无外乎招工、当兵、上大学这三种方式，农民的社会流动性受到限制。而现在，伴随着“民工潮”的前仆后继，农民流动到城市成为了“农民工”，虽然比以前多了一个“工”字，但是，其中身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城乡户籍制度及其捆绑的权利保障，使得中国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居民很难转变为城市居民，这种转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凤凰男”的出现正是沿袭了过去城乡流动的模式，经历了坎坷的征程，实现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孔雀女”是指城市家庭的独生女，从小条件优越，娇生惯养[3]，她是父母唯一的孩子——“掌上明珠”，家里的“小皇帝”，父母倍加宠爱。她们从小生活在城市，不了解城市以外的生活，尤其是乡村生活。城市中的父母不忍心让孩子体会乡村生活，尽量避免子女接触乡村贫苦生活。一方面这些“凤凰女”在都市文明中快乐地成长，形成都市独特的体验，培养出都市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因为上述社会体制的影响，使得她们与乡村生活隔断，相互之间缺乏良好的交互影响机制。成长于都市的“孔雀女”想象不到乡村的“田园生活”，更体会不到乡村的“风俗民情”，仅仅具有都市生活经验，对乡村生活只是略知一二。 如果说“凤凰男”的出现，是城乡结构二元分割的“刚性突破”；那么“孔雀女”的出现，可以说是城乡结构二元分割的“柔性加固”。前者体现出城乡社会流动成为一种可能，后者却显示出城乡既定结构的自我复制。可见，二者都是城乡二元分割的“产儿”。 二、婚姻结合过程中张力的显隐 根据社会学的定义，婚姻是指一种社会赞许的配偶约定，通常包括一男一女之间性行为、经济合作[4]。国内学者潘绥铭关于“婚姻”具体分解为：“（1）两个人按照社会所要求的契约关系和程序来组建共同生活（当事人的‘婚’）；（2）双方都与对方原来的家庭结成确定的关系（当事人的‘姻’）”[5]。从这些界定中可以看出，婚姻是一种双方结成的确定关系，从两个分离的个体组建成一个契约式合作关系，婚姻不仅是一种结合状态，而且是一种结合过程。对于“凤凰男”与“孔雀女”的婚姻而言，从结合的个体到这种结合状态，乃至这种状态的延续，不仅彰显出这种婚姻的城乡二元张力潜在状态，而且表现出这种张力产生过程。 1.“结合”前的“分立” “凤凰男”与“孔雀女”本身就代表两种不同的身份，这两种身份分别代表着两个世界。虽然当前“凤凰男”与“孔雀女”都生活在同一世界——城市中，但是他们过去具有不同的经历，这种经历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特别是随着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城市二元结构”日益强化[6]，这种社会结构常常是文化性的、隐秘的，形成了“象征二元结构”，即表达不同群体社会身份的象征系统及其运作呈现出二元对立或两极趋势，彰显了不同群体在身份、地位、声望等方面的二分化与不平等[7]。“凤凰男”与“孔雀女”在结婚前，不仅表现为现实生活世界的二元分立，而且表现为在象征世界（如话语体系）中的二元分立。 从成长过程来看，“凤凰男”与“孔雀女”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世界。“凤凰男”出生于乡村世界，并在这种世界中生活长大，这种世界通常被描述为“如何的贫困”、“如何的艰辛”，以“物质的匮乏”为主要特征[8]。在这样的生活世界中，具有稳固的“差序格局式”人际交往的社会结构，个体家族意识比较浓厚。因为自身可利用资源的缺乏，“凤凰男”能够“节流”，培养自我的俭约意识；因为可利用资源有限，他能够积极主动地“开源”，培养自强自立意识；因为认同家族期望，他能够担当重任，具有责任意识。 与“凤凰男”有着截然相反的生活景况，“孔雀女”生在都市世界、长在都市世界，从小衣食无忧，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享受着美好富足的生活。“孔雀女”与“凤凰男”的生活经历差别巨大。“凤凰男”上高中时才第一次吃雪糕，此时的“孔雀女”都吃腻了肯德基；上大学后，“凤凰男”才有了第一双35块钱的皮鞋，而“孔雀女”已经结识了国际名牌服饰[9]；长期的“无障碍”生活塑造了“孔雀女”向善的一面，但是因为独生女背景使得其养成了任性、固执的个性特征；人际交往的异质化、孤立化，使得“孔雀女”缺乏人际交往的深度与广度。所以，“孔雀女”不了解其他异文化，不能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这样，从生活经历到个性形塑，“孔雀女”与“凤凰男”存在着迥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通过公众话语体系建构出来，通过大众传媒或口口相传，呈现在公众面前，特别是目前网络媒体中关于“凤凰男”与“孔雀女”的讨论，同样是在无形之中促进话语体系中两者不同的建构，有的为“凤凰男”鸣冤，有的为“孔雀女”出气，人们各执己见。无论如何，这些对城乡二元张力的凸显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