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生作为文化程度较高的特殊公民群体，不仅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参与意识，而且在某些领域具有较高的参与积极性。然而，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却出现了许多大学生相当被动和冷漠的现象。这种状况对我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有必要揭示其内在的因素，提出因应性策略。 关于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变量，国际学术界通过跨国比较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一般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年龄、涉入团体状况、地区、宗教等因素，都会影响政治参与的状况[1]。就投票率而言，“男人比妇女多，受教育多的比受教育少得多，城里人比乡下人多，35岁到55岁年龄段的人比年轻的或年老的多，已婚的比未婚的多，地位高的比地位低得多，参加组织的比没有参加组织的多”[2]。但实际上，公民的这些社会属性是透过其利益、能力、态度和所受压力而发生作用的。这里的利益是指影响公民或某一群体的政策内容或候选人与其利益的相关性；能力、态度主要指公民的政治技能、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和责任感等；压力则主要通过介入团体状况和制度的约束反映出来。理性的公民是否参与取决于其参与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参与对自身的价值只是提供了参与的必要性；公民参与不仅受其参与情感和态度的影响，还受其所处社会压力和动员程度的影响；而参与能力是影响其能否达成参与目标和参与主动性的更重要的因素。因此，就我国大学生群体而言，我们主要考察政治面目(介入组织状况)、专业等属性对参与的影响。而这些属性与参与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主要考虑政治认知、政治效能感、政治责任感、介入社团活动、信息接触等因素。 本文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是在2006年下半年全国县乡人大直选后，于2007年春季在北京、天津、陕西、湖南、广西、山东等地的大学生中随机调查所得的。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437份，其中北京100份，天津50份，陕西100份，湖南75份，广西75份，山东100份；女生占47.8％，男生占52.2％；大一占23.8％，大二占30.4％，大三占38.4％，大四占5.3％，研究生占2.1％；人文学科占27.3％，社会科学(经济、法学、管理学)占35％，理工科占37.7％；中共党员占13.3％，共青团员占83.1％，群众占2.7％，民主党派占0.7％。本文主要探讨了利益、专业、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面目等因素对入党意愿、政治学习、社团活动、选举(包括校园选举和政治选举)、建言献策、维权状况及网络表达等公民参与的影响状况。调查结果通过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一、利益与大学生的公民参与 如果说理性经济人在经济市场上追求自身最大的经济收益，那么理性政治人在政治市场上会选择最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候选人。理性的选民追求以最少的稀缺资源获得最大的效用收入，为此他必然进行信息的搜寻、成本的计算和收益的比较。如果他认为候选人及其政策能够促进自身的利益，他就会积极参与；如果他认为选举结果对自身没有影响，他就会弃权[3]。一般来说，基层选举对选民的利益影响大于高层选举，选举对选民利益的影响越大，则选民选举的积极性越高。 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能够增加就业成功几率和筹码的参与形式成为大学生最大的利益选择。就大学生的公民参与状况而言，较高的入党积极性并不一定说明其政治认同程度也必然较高，或许更多的是出于就业和未来职业发展的考虑。由于专业影响到就业的前程，文科学生可能更乐于从政，因而入党积极性较理工科学生为高。这一点能够通过不同专业学生的入党积极性、入党动机及参加政治学习的状况反映出来。更多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参与，也更多是出于适应社会、就业及生活丰富化等因素的考虑。 从选举参与状况看，大学生对班级选举的参与积极性远高于对人大代表选举的参与，尽管后者只是数年一现的政治景观。班委会选举的强竞争性，大学生评优和评奖的高参与率，更多是出于锻炼自身、增强就业筹码及切身利益影响的结果。比较而言，大学生对人大代表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则要低的多。同西方国家的议会选举不同，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不是政策的选择，而是具体候选人的选择；加之选举制度的缺陷，选民对候选人确定过程的影响程度很低，候选人之间缺乏竞争性，从而淡化了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利益联系和责任关系。人大代表选举更多是毫无悬念的确定性选举。这些因素必然降低选民的参与积极性。根据实证调查，绝大多数大学生对本选区候选人的状况不了解。对于造成这种认知状况的原因，38.4％的大学生表示“没有兴趣了解”候选人，61.6％的大学生表示“想了解，但没什么收获”[4]。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具有政治支持的性质，无论是单位领导还是大学生选民都是出于完成组织任务的考虑参与选举的，因而选举活动具有很明显的动员性。实证调查也显示，相当比例的大学生参与投票是出于组织动员的影响，其在候选人的投票选择中主要是看“组织和领导的倾向性”。当然，这种服从和温顺的被动态度或者是为了向单位领导显示“好公民”的“听话”态度，或者是慑于环境的压力，毕竟“组织和领导”掌握着很多影响学生发展的资源分配权；同时，这也是长期社会教育和政治教育的一种结果，这也是符合个人理性的。然而，这种被动的依附取向不仅失去了公民的自主性，造成政治输入不足，使政策难以体现公民的利益偏好和政策倾向，进而造成公民对政治体系的疏离和政治冷漠。唐湘宁和倪可对南京多所大学的调查显示，认为本地政府发布的决策对自己的生活“影响较大”的学生比例仅为15.0％，认为“影响不大”的比例最高，为45.8％，“几乎没影响”的占20.5％，觉得“说不上”的学生比例为18.6％[5]。大学生对政府政策过程参与不足，不利于政治体系的良性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