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30文献标识码：A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而五四运动正是现代中国青年运动的开端。2009年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第31个年头，而改革开放正是青年运动转型的开始。因此，以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运动为背景，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运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青年运动的经验和规律，掌握青年运动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1919年以来我国的青年运动，按照社会条件、主旨和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青年运动以救亡为主轴。从1949年到1966年，青年运动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运动，同时还有一系列为了捍卫新生的共和国和人民政权的青年运动。在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青年运动经历了严重曲折。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开始，特别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政策开始，青年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还是学理的因素或其他别的原因，社会学和青年研究领域的学者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这个阶段青年运动的研究。 一、青年运动的界定问题 青年运动，既是经验事实，又是分析架构，因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就我国的经验而论，如果以1919-1949年这30年间的青年运动为参照，就会将其理解为在街头、广场发生的带有政治、社会和文化诉求的青年集体抗议行为或革命运动；如果以1949-1966年间的青年运动为基础，就会视其为广大青年积极参与的、有规模有声势的青年群众性活动，如青年扫盲队、青年科技攻关小组、青年生产突击队、青年志愿垦荒队等当时青年中最普遍、最活跃的群体社会活动形式；而这40多年间的青年运动都是政党领导或者发动的组织化行为。按照这种有关青年运动的传统理解，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2年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除了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青年运动已经不复存在。 青年运动的经验性理解，或者说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进行归纳性界定，无论是以我国的经验为基础，还是以西方60年的体制外抗议或当今的反全球化等新社会运动为参照，都只能停留在对特定经验的描述上，而难以摆脱历史和空间的局限性，导致只关注经验事实而忽视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并且无法形成发展性的、一般性的观点，也难以对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发生的青年集体行为进行有效的解释。如果从某种理论出发来界定青年运动，那么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论视角。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三种不同的社会运动理论视野下的青年运动，不仅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而且并不见得适用于中国现实。事实上，建构系统性的青年运动理论是行不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青年运动理论也并不存在。 我们可以按照我国传统的标准来理解青年运动，视其为广大青年参与的、有组织、有目的、有一定规模和声势的群体性社会行为，是以青年为行动主体的集体行动。①在这种界定之下，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情境、规模、组织者及其成员身份、与现存在体制的关系以及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等存在着较大争议的问题。就社会情境而论，青年运动是在现代社会中发生的，而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由于社会发展状况、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的不同，特别是青年在这种结构性因素下的利益、社会和政治诉求的不同，青年运动有不同的主题和表现形式。换言之，我们对青年运动的把握，必须与社会发展状况、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并且不能忽视青年的利益等方面的诉求。 青年运动作为青年的集体行动，必然要具备一定的规模。对青年运动的规模，既可以从静态的角度来区分，也可以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从静态的角度，可以将其分成全球性的、全国性的、区域性的等不同的层级。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青年运动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而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的阻力或助力，也取决于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的目标、动员力和意志力。从动态的观点看，我们不能忽视分散的、小规模的青年集体行动，因为这是当代社会中最普遍、最频繁发生的，而且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我国传统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青年组织。这种观点当然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也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我国青年运动健康发展的保证。但是，这种观点在强调青年运动的政治正确和先进性的情况下，忽视了在当代中国有许多青年集体行为并非是党及其领导下的共青团所领导和组织的，淡化了青年运动的复杂性，并不利于对现实的青年集体行为的控制。从学术研究上讲也不利于进行横向的跨国、跨地区的比较。因而，我们将以青年为行动主体的社会运动都视为青年运动，但把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和自发的青年运动区别开来。 青年运动作为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运动，按照西方学者对社会运动的一般性理解，都将其视为对抗性政治。②换言之，无论是在体制内发生的，还是在体制外发生的，都对主流文化规范乃至政体提出了挑战，形成某种程度的冲击。欧美国家已经部分地将罢工、游行示威、静坐抗议等纳入体制化的轨道，因而就西方而言，对抗性的青年运动也并不必然发生在体制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分虽有必要，但并不重要。同样地，对抗性并不构成青年运动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既存在对抗性的青年运动，也存在非对抗性的青年运动。因此，我们虽然将青年运动与体制、主流文化的关系作为非常重要的分析维度，但并不认为对抗性的才是青年运动，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