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过渡事件·制度安排

——关于青年向成年过渡研究的社会学思考

作 者:
苏萍 

作者简介:
苏萍,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

原文出处:
当代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青年过渡是指由青年向成年的过渡,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向成年过渡的人生事件,并不都是平稳、顺利完成的,个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导致这些变异的主要社会因素是什么?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秩序的影响又如何?鉴于目前的青年研究大多集中在青年期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上,本文认为应该更加关注青年由结尾时期走向成年的过渡时期。青年过渡研究应该着重考察社会变化如何影响青年过渡?有哪些理论和概念适用于理解青年过渡?我国对青年过渡的安排具有哪些特点?这些安排是在复制社会不平等还是在减少社会不平等?国家关于青年的政策是否为青年提供了良好的过渡安排?本文旨在对这一过渡过程提出一个浅显的社会学分析思路。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0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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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青年过渡是指由青年向成年的过渡,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人生历程的重要阶段。过渡这一概念指的是个人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中——父母的家到中小学、到大学到就业和成家——所经历的变化。在这一阶段,伴随学业的完成,就业的开始,以及成婚,建立家庭等事件,青年完成向成年的过渡。大量事实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向成年过渡的人生事件,并不都是平稳、顺利完成的,个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导致这些变异的主要社会因素是什么?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秩序的影响又如何?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对青年向成年的过渡研究应该成为青年研究不可或缺的领域。这是因为教育和就业的时机和时序之可预见性较前减少,个人的压力也较前为大。稳定的工作岗位和谋求事业发展的机缘同时减少,为此所做出的生活道路之重要抉择——例如离开学校、就业、成家等的时间安排因之受到重大影响。本文拟从社会学视角,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个分析框架,以期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西方关于青年过渡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英两国,以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所著《青年向中年期过渡》为主要标志。科尔曼认为美国的大多数学校都不能使青年做好充分的过渡准备以适应成年的挑战,他建议为青年的过渡做出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将保证青年获得实现他们作为成年人所面对的要求和机遇的能力,从而获得自尊和需求的自我实现①。根据西方各个时期不同的研究背景、研究特征及研究主题,大致将西方青年过渡研究依次划分为20世纪60年代研究、80年代研究、90年代至今研究等三个阶段。60年代的过渡研究主要集中于青年运动、青年亚文化及其对社会秩序尤其是教育的影响。80年代研究更多地集中于青年问题,与之相关的青年就业、教育、青年与家庭等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90年代青年过渡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研究重心变为青年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实现,到了21世纪,青年过渡研究呈现出更为多元和复杂的特征,青年教育、就业、青年与家庭、青年新生活方式等研究仍十分兴盛,青年过渡研究进入了新高潮。

      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剧,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与竞争不断深化,各国青年问题的趋同性也随之增强,我国的青年过渡研究与西方研究逐渐呈现较为相似的发展历程。青年过渡研究的国际化无疑将成为一个客观的趋势。本文提出,国内的青年过渡研究应该着重考察以下问题:社会变化如何影响青年的过渡?有哪些理论和概念适用于理解青年的过渡?我国对青年过渡的安排具有哪些特点?这些安排是在复制社会不平等还是在减少社会不平等?国家关于青年的政策是否为青年提供良好的过渡安排?

      青年过渡什么时候发生?将持续多久?这些首先取决于社会安排,换句话说,社会为青年安排的过渡出路有多少。除此之外,青年过渡研究还要看个人资源、人生计划和抉择。现在的青年与其父辈或祖辈相比,在就业、婚姻、为人父母等事情上的时间安排方面出入甚大。过渡的框架往往为文化标准和社会的机会结构所规定,从生命进程的角度观察青年的种种过渡,便可以看清体制安排、就业市场机会以及社会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影响教育和就业之间的关系的。因为无论是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还是人力资本理论,在青年从教育到就业的途径所得出的模式都过于简约,这些模式往往低估了社会体制、社会网络在学校和就业之间所起的复杂作用。而过渡这一概念则丰富了这一研究,它可以考察不同的制度如何在身份建构的关键时期为青年提供社会化的经历从而使他获得心理上和社会上的稳定,同时又如何复制或改变了社会阶层的影响和不平等。

      一、青年向成年过渡已衍变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青年走向成年,标志着一个人完成了社会化的过程,开始以独立的社会成员身份,参加社会实践,开启人生新阶段。以科尔斯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将青年过渡分为三个方面:由学校到工作的过渡、居住过渡和家庭过渡。完成这一过渡必须要有三个基本标志:生活不再依赖父母,经济地位相对独立,法律责任完全自负。法律责任完全自负是国家对年满18岁的公民所赋予的权利,带有强制性,个体之间的差异很少。至于生活不再依赖父母、经济地位相对独立这两者则属于社会过程。由于个人生活其下的社会条件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他们完成青年向成年的过渡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增加了这一转变的复杂性。

      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青年向成年的过渡是与早婚早育相联系的,发生的时间比较早,也较短暂。早期社会学家陈达曾对此做了研究,发现这一过渡中的主要问题,是对新角色的适应。在此方面以新婚女性对妻子、儿媳角色的适应问题最为明显。女性在出嫁前虽然也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但是毕竟在父母家尚能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出嫁后到了婆家,则面临夫权和婆权的双重压迫②。

      再分配经济占主导的计划经济时期,青年向成年的过渡呈现全新的社会过程,其中心特征是全民趋同性的增长。一般而言,计划经济、义务教育、充分就业和晚婚晚育等制度安排,将每个人的生活锁定在高度确定的时序中。自7岁开始,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少数)、就业、完婚、生育一路走下来,使青年向成年的过渡发生在十分相近的年龄段,人们重复着哥哥姐姐的人生顺序,缺乏个性特征。在那个时代即使存在个体之间的差异,但是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异性却是城乡之间的差异,同期之间的差异。周雪光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生命运时,发现国家政策是解释各种人生事件的主要因素。他以国家政策作为视角研究了关于社会分层和生命历程的社会学分析中两个主要的论题:首先,研究了涉及广泛的社会政策如何经由社会分层结构与过程产生间接的影响。大多数社会分层研究已经集中讨论了稳定的制度结构与过程。然而,在中国及其转型社会,政治环境与国家政策经常变化调整,这赋予了社会分层过程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通过“上山下乡”这一绝无仅有的历史事件,戏剧性地展现了国家政策与社会分层结构之间的互动。其次,考察了国家政策如何形塑和改变了个体生命历程的机制,强调国家和社会政策在形塑个体生活中所起的作用③。周雪光的贡献在于集中探讨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政策、生命周期以及社会分层过程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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