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是毛泽东于1968年12月22日发出的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段话，由于这段话包含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等问题的看法，并且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逻辑，所以本文称之为一种“理论”。分析“再教育”理论的政治传播，既可以以它为范本，了解当时政治传播的形态，剖析它的利弊，同时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对于在新时期改善我们的传播策略、实现更好的宣传效果，具有借鉴意义。 一、“再教育”理论政治传播的传播效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时最长、波及面最广的一次政治动员运动，而政治传播活动贯穿于这场运动的发起、发展、转折、结束。在政治传播中，毛泽东于1968年提出的“再教育”理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观点，在当年被一再宣传、引申、论证，成为“文革”中指导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理论，提供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识形态。以此为分水岭，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新的政治、道德内涵，从更多的是由经济因素考虑出发的一种就业渠道，转变为具有浓重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运动实践。 “再教育理论”提出后，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潮。知青下乡人数在1968年至1969年间即“再教育理论”提出之后，达到了顶峰，约270万人。 “再教育”理论的传播到底给知青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通过对当时知青心理状态的考察，不难发现上山下乡的政治传播是极为成功的，知青当时所记下的日记中充斥着“再教育”理论的内容和理念，便是一个佐证。本文选取了北京赴延安知青吕青子等作为研究对象，吕青子并不是一个“知青典型”，正因为她的“平凡”使得她更具有一般的代表性。她写的一些日记收入在《知青日记选编》里，这给我们提供了分析吕青子内心世界和衡量传播效果的一手资料。通过对她的研究，能够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吕青子还未到延安，她就设计好了自己将来的生活——在一篇想象未来知青生活的200字日记中，“毛主席”竟出现了5次，“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满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忠诚的心情、严肃认真、声音洪亮地做‘早请示’……早饭后到贫下中农家……并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下午要到贫下中农家帮助老农识字，学习毛主席著作，晚上睡觉前仍然必须读毛主席的著作”① 这种情况在当时非常普遍，这样的日记在当时也很流传。再如，在“再教育”期间涌现出来的、为抢救电线杆而牺牲的金训华，他的日记里就充斥着“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之类的誓言。“每说一句话，就想想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每走一步路，就看看是否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金训华这句话成为了许多知青的座右铭。 在所记录下来的心理活动资料中，我们很容易地找到毛泽东“再教育”理论痕迹。如知青吕青子跟贫协的农民一起掰玉米，农民跟她讲了锄地和玉米长势之间的关系，这让之前对锄地不重视的她“大吃一惊”，这件事让吕青子深深体会到“最聪明的就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我们这些脱离实际的学生是最无知的”。② 这些材料表明，当时的政治传播效果是很显著的，它已经根植于知青的思想，几乎引导着知青的一切言谈举止。 二、“再教育”理论的政治修辞 “再教育”理论既是在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下建构的，并进而修补、完善了社会意识形态，其根本目的是为政治活动服务的。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最难定义的一个术语，曼海姆在其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将意识形态看做是“思想方式”，并据此分析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由于情况真相不符合其利益，所以对某社会情景真相的掩饰或扭曲，这实际上体现了特殊集团的自我利益。另一种是“全面”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概括地说，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象性关系的再现。 毛泽东构建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方式是发布“最高指示”。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毛泽东共发出了3次“最高指示”——分别是于1955年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发布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72年接到“李庆霖上书”后发布的“全国此类问题众多，容当统筹解决”——这三次“最高指示”中的前两次都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 这些“最高指示”具有明显的“符号化”特征。许静在《浅论政治传播中的符号化过程中》中认为：“传播的有效与否就在于，采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解释，而使何种对政治现实的定义被大家所接受，并最后形成传播者所追求的集体的信念和行动。一个有效的解释——传播活动应符合两条最基本的原则。第一，将形式多样的现实符号化、概念化，使之成为可以理解、可以认知、可以解释的现象……第二，建构一个简单而易于理解的、善恶分明即二元的价值体系，将这些概念符号填充进去。这样，所有的符号就得到了明确的分类：好的不好的，道德的不道德的，进步的落后的，应当做的不应当做的……”③ “再教育”理论在1968年12月正式提出以前，有关的论述在这一年的7、8月份就已经得到了连篇累牍的宣扬，把“再教育”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是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保证社会主义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需要”。④ 在运用语言方面具有极深造诣的毛泽东巧妙地把上山下乡说成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如在1955年的最高指示中，他将农村描述成极具有想象空间的“广阔天地”，营造了知识青年对农村的美好想象，并说“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从而建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积极的价值体系。同样的，1968年的最高指示提出了“再教育”的概念，赋予了上山下乡以理性和逻辑，同时，“很有必要”这四个字构成了上山下乡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