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偶像:解析青年偶像崇拜现象的变迁

作 者:

作者简介:
温海玲,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中国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以“时代关键词”和“媒介关键词”的归因聚焦方式,探讨青年偶像崇拜现象在我国建国后的变迁历程,总体上将其归结为“英模崇拜——领袖崇拜——‘三星’崇拜——平民偶像崇拜”的发展路线。于是,最终之论证一目了然:偶像崇拜作为青年流行文化的重要表征,其崇拜类型的变化皆源于“时势”。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0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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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结一下各个年代小青年的流行形象:20世纪五十年代是一身中山装,一双黄皮鞋,一头瓦片发,上衣口袋插上两支钢笔;六十年代是旧军装,宽皮带扎腰,头发剪得短短的;到了七十年代,则是“敞摆”衣服齐腰杆,小裤管把屁股和腿脚绷得紧紧的,大背头擦得油光光的,尖头皮鞋雪亮雪亮;八十年代则是喇叭裤,的确良,理个寸头;接下来,或许就很难归结了,往往是种种流行形象“各领风骚三两年”。其实,各种思想何尝不是像这些服饰一样从身体每个部位“炸”开来。流行形象的变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它往往反映了每个时代更深层次的蕴意,代表着价值取向的变化、消费观念的变化、媒介环境的变化,然而,最直接与之关联的就是大众所模仿、所学习的对象的变化,而这里所谓的学习对象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偶像或者榜样,一言以蔽之,即为崇拜对象。

      “偶像崇拜是一种特殊心理情感需求和心理现象,具有心理认同与情感依赖,具有自发性、感情性和认同性,表现为‘偶像’的理想化、浪漫化和绝对化;榜样教育是成长教育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其基础在于社会学习与模仿,具有指导性、示范性和激励性,较之偶像更现实化、理性化和相对化。[1]”但从心理源的产生发展来讲,无论是自我投射、替代性补偿,还是作为认同的心理,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从心理实质的角度上讲,均是其主动寻求情感和认知上的同伴与朋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激励和帮助。在发展中,它们互相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以主流崇拜类型、或以非主流崇拜类型面貌出现。总之,无论何种偶像抑或榜样,他们的出现都代表了特定的时代精神,或者说反映了特定的时代需要。

      一、“向雷锋同志学习”:以英模崇拜为主的年代

      以建国为起点,这是一个榜样的“偶像化”年代。 “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句口号不知道影响了几代人,《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赞歌亦是小学音乐课本上必不可少的曲目。建国之初,年轻的新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决定了这将是一个以革命集体主义精神为号召的偶像年代。雷锋、“铁人”王进喜、焦裕禄,他们身上无私奉献、为国家牺牲小我、艰苦奋斗的精神感动了几代人,成为几代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并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标志。在这个时期,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精神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一精神感召下,贫穷但充满激情的建设者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为社会主义大厦铺下了基石[2]。

      这个时期是榜样的“黄金时代”,每一个榜样的出现都会造成全民性的影响,一个英雄的报告、报道常常使人们激动不已,并暗下决心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向他们靠拢,其普及程度是后来的榜样或者偶像所不能企及的。它的盛况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人民都在“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的感召下投身国家建设的洪流,年轻人都以研读《雷锋日记》为豪[3]。这一时期涌现的榜样人物的道德品质主要包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刻苦钻研、大公无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不畏困难、爱岗敬业等,分别体现在领导干部、科学家、英雄和模范的事迹之中[4]。

      以下,聚焦于时代主题和媒介环境来对此阶段的英模崇拜现象进行分析。

      1.时代关键词:集体主义、政府宣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共和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百废待兴,年轻的新中国面临种种困难,国家需要全社会人民群众的奉献精神——决定了这将是一个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号召的榜样年代。这一时期的偶像或者榜样在道德上体现了为政治服务的精神,认为人的道德风范是实现政治理想的前提,树立典范、发挥“榜样的力量”成为当时国家政治的需要。

      建国以后,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日益显现,市民文化消费领域随之而变化,计划体制取代了市场体制,国家权力主导取代了大众消费市场主导。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其主要特征是实现了政权的更替和意识形态的质的飞跃,其社会倡导和践行的总体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强调的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其明确的重集体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社会价值评价的标准和价值规范的性质。这一时期榜样人物舍己为公、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品质就是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反映,是政府所大力宣扬及重点塑造的。

      就“英模”的形成而言,它的出现主要是政府各级部门大力宣传的结果,具有很明确的政治取向性、教育性和组织性。“1949年以后,随着文化消费国家体制的建立和政治教育功能的增强,都市社会舆论的公共空间很快萎缩,大批知识分子从自由职业者变成单位人。作为这一过程的催化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迅速消解了社会公众领域”[5]。偶像崇拜宣传随之进入了国家的统合之下。

      2.媒介关键词:政治教育功能、榜样宣传

      共产党一开始执政就坚定不移地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包括新闻、出版和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和演出。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大众传播媒介的娱乐功能日渐式微,政治教育功能日益凸显。“执政者力图通过构建权力话语,让广大观众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取得政治教育的效果。[6]”伴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调动一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英雄模范榜样宣传,则是形成英模崇拜的重要方式。

      诚然,浮在纸面上的社会呼应确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有关,遣词造句的生硬、幼稚和牵强的上纲上线也常常在字里行间。传达通知、领导题词、发表社论、学习活动等是进行英模宣传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比如,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辽宁省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新闻,刊登雷锋生前先进事迹和日记摘抄,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分别发出了通知,号召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又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邓小平的题词。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沈阳部队领导机关举行了隆重的命名大会,被誉为“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雷锋烈士生前事迹展览馆也在同一天开幕。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并在全国迅速形成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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