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服务业就会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家的创新活动主要依靠服务业的创新来推进，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也主要仰仗服务部门通过不断创新建立起来的全球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积极寻求旨在通过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来提高生产率，从而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服务企业的管理者也在寻求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和保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战略方法。学术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某些服务部门的创新问题(如Hardouin和Desai以及Low分别在1973和1978年论述了金融服务创新问题)，80年代有学者着手研究服务创新的一般问题。随后，在完成了一系列服务创新数据调查的基础上，90年代涌现了大量的服务创新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服务创新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综合各种服务创新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服务创新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种研究视角展开：(1)技术导向视角。该视角来源于制造业的创新研究，认为服务创新主要是技术创新，其基本观点就是服务业正在演变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服务业的创新研究应该围绕信息技术应用这个核心问题展开。(2)服务导向视角。该视角认为，应该根据服务自身的特征建立新的创新理论体系，并以服务消费理论为基础，把服务产品作为创新的研究对象，探寻服务创新与制造业创新的差异，重点研究适用于服务创新的产业政策。(3)整合视角。随着产业融合趋势的加强，整合视角把产业演化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结合起来，试图建立一个既有别于传统制造业创新又能适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创新的理论体系。 下面，本文以上述三种服务创新研究视角为主线，系统介绍和阐述国外服务创新的研究现状和关注焦点。 二、技术导向视角下的服务创新研究 技术导向视角又称同化视角(assimilation approach)，在服务创新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持这种视角的学者认为，服务创新与制造业创新有许多共同特征，因此，可以借鉴与制造业技术创新研究相似的方法来研究服务创新。这些学者主要关注技术在服务创新中扮演的角色，如技术创新的有形性、服务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正式研发投入、各服务部门的领先技术和企业的产品专利等问题。早期的服务创新研究一般都采用技术导向视角，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Barras(1984和1990)提出的服务创新周期与制造业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顺序相反的“逆向产品生命周期(reverse product cycle，RPC)理论”。[1，2]该理论认为，服务部门的创新主要表现为技术引入型创新，正是由于技术的引入改变了服务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而引致了服务产品的创新。Gallouj和Weinstein(1997)对RPC理论进行了详细分析及实证研究，并认为该理论论述的服务业技术创新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渐进式过程创新，目的在于提高服务效率，比如服务企业利用供应商提供的大型主机来提高服务生产效率。第二阶段是激进式过程创新，旨在提高服务质量，例如ATM机的发明和使用。第三阶段是产品创新阶段，服务企业创造新服务，并开拓新的市场。这一阶段的创新一般伴随着组织结构和战略的激变，个人电脑的普及应用就是这个阶段的创新产物。虽然Barras当初试图创立一种一般的服务创新理论，但是，有学者指出，RPC理论与其说是一种服务创新理论，还不如说是制造业技术创新理论在服务业的延伸。[3] 同一时期其他学者开展的服务创新模式研究起源于熊彼特关于制造业产品、过程、市场、投入、组织等创新的分类。Pavitt(1984)提出了供给主导型、规模密集型、专业提供者型和科学基础型四种创新模式。[4]虽然他的初衷是要描述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模式，但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技术变革的部门分类法，服务部门的技术变革属于供给主导型创新。不过，他又提到虽然技术对于提高服务绩效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在一些服务行业许多创新活动其实具有非技术的性质，技术和非技术创新在这些服务行业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两者难解难分。Barras(1984、1986和1990)主要致力于考察服务部门技术创新的过程结果，并在RPC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所引入的特定技术系统对服务创新的作用把服务部门的创新归结为技术供给主导型创新。在其后的一个时期里，服务创新经常被视为供给主导型创新，也就是说，大多数服务企业并没有自发的创新功能。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传输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应用，服务创新的这种被动形象才有所改变。 外国学者在技术导向视角下开展的服务创新调查，常被称为从属性调查(subordinate surveys)。这类调查主要沿用制造业技术创新研究中的相关定义与问卷调查法来考察服务业技术创新的调查内容，如欧盟创新调查项目。第一次欧盟创新调查始于1993年，只对1990-1992年期间制造企业产品和过程创新进行了部分调整。Archibugi等(1994)批评这次调查只关注产品和过程创新，并建议把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组织创新、设计创新和装配创新等都纳入调查范畴，但是他们的建议并没有在第二次调查中得到采纳。第二次欧盟创新调查开始于1997年，也只局限于技术创新活动(Djellal和Gallouj，2000)。不过，第二次调查的附加项目中包括了服务企业，并专门设计了一些涉及服务企业创新的问项。这次调查的不足主要在于仍然只关注狭义的技术创新。始于2001年的第三次欧盟创新调查才开始重视服务企业的创新行为，但仍以制造业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为主。 如今，许多服务创新调查的统计指标都是在制造业创新研究范式中产生的，用这些指标来衡量，服务业开展创新活动确实比较少。Coombs和Miles(2000)批评采用从属调查方式研究服务创新具有太大的局限性，尽管它肯定了服务创新的存在。综合过去基于制造业研究范式的服务创新研究可以发现，比较积极的观点认为，服务创新只是“创新的推动者”或“制造业创新的模仿者”而已；而比较消极的观点则认为，服务创新处于从属、被动的地位或只是“制造业创新的消费者”而已。因此，服务部门经常被看作是创新落后部门(Miles，1993)。虽然有些研发和技术密集型服务部门在创新体系中充当了重要的支撑角色，但仍只被看作是创新的基础性因素(Smith，1997)或基础性技术因素(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和1995；Teubal，1996)，而不是创新的重要来源。因此，学者们在研究服务创新时经常会不自觉地陷入制造业创新的研究范式，并且把服务创新的特点视为例外而已，而对服务业已是国民经济最大组成部分这个现实视而不见(Miles，1993；Miles和Rush，1997；Sirilli和Evangelista，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