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推出了一系列科技投入政策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科研中坚力量的大学，其研发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一直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技术与市场脱节、大学自身管理能力不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我国大学研发活动的效率和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因此，有必要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的科研支持模式和经验，以审视我国对大学研发活动的支持模式。 由于各国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成效对其综合国力的提升起着较大的影响，因此，在国际上，媒体不断报道国家对大学研发的支持模式，学者也在不断深入与之相关的研究，学术界先后出版了大量有关国家对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无论是OECD等权威机构还是中外众多造诣较深的学者都对国家大学研发支持模式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并对国家大学研发支持模式进行了多方面的诠释。Henry Etzkowitz和Loet Leydesdorff提出了测量政府－企业－大学三者合作关系的GUI三重螺旋结构（Triple- Helix）[1]。OECD Secretariat在1998年发表的资料中总结了两点：第一，大学和企业参与政府资助的共同研究计划；第二，政府、大学、企业三者建立研发联盟。西安交通大学汪应洛院士采用合作对策方法，建立了高校与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联盟机制[2]。唐松林和黄学军等人认为英国采用“双元支撑体系”（Dual Support System）支持大学研发活动[3]。康小明等人认为，许多发达国家通过科技资源投入的统筹协调机制来提高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将拨款和大学科研质量评估结果挂钩，同时注重对大学科研间接成本的补偿[4]。以上研究成果都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国家对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研究近况与发展趋势。 通过分析国家对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相关资料，笔者发现大多数相关研究仅针对一国的某一个或少数几个模式进行研究，而针对一国多模式或多国多模式的研究较少，加之各国对各模式的重视程度还没有统一的计量标准，因此有关国家支持大学研发活动诸模式的被重视程度的相关研究文献还较少，各模式被重视程度随时间而变化的趋势分析研究则更为罕见。各国在一定时期采用了哪些模式以及对这些模式是否重视、重视程度如何等问题，通常会通过学者或媒体在一定时期是否对这些模式重视以及重视程度如何反映出来，也可能从与国家支持大学研发活动相关的各项研究、报道等文献资料上反映出来。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并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最近14年来有关发达国家的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以识别具体的各类支持模式，并对这些模式进行有效观察、测量和评估，力图找到发达国家的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共性、特点和发展趋势，以为中国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优化与创新贡献绵薄之力。 1 研究方法 由于各国国家大学研发支持模式都是基于本国的社会背景、都有一定的实践依据，因此这些模式具有不同的侧重面和强调点。如果采用个案分析、社会调研或统计分析等传统方法对这些模式进行研究，不仅容易受到主观性与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且难以在庞杂的资料中找到核心与关键。 内容分析法是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量化分析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5]。它将“用语言表示而非数量表示的文献转换为用数量表示的资料”，并将分析结果采用统计数字描述，通过对文献内容“量”的分析，找出能反映文献内容的一定本质方面而又易于计数的特征，从而克服定性研究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达到对文献“质”的更深刻、更精确的认识[6]。 因此，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其分析过程如下：根据研究范围抽取样本；根据研究问题确定分析单元；对样本进行编码以取得量化数据，对量化数据进行统计处理，最后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 1.1 样本的来源和分布 本研究中样本选择的标准是：符合研究目的、信息含量大、具有连续性、内容体例基本一致[7]。 本研究使用的样本来源，一是JSTOR数据库，二是同方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取得外文样本80个、中文样本30个，选取范围包括23种学术期刊、2部专著、6部会议论文、3份政府文件和3家新闻媒介等，研究范围涉及美、英、德、法、日、韩、瑞士、瑞典、挪威、荷兰、加拿大等国的大学研发支持模式。根据样本的选取标准，剔除不合格样本，得到国家对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相关研究及报道73篇。 这73个样本的时间分布如下：发表在1995—2002年间的有22个，占到总样本数的30％；发表在2003—2006年间的有19个，占到总样本数的26％；发表在2006—2008年间的有32个，占到样本总数的44％。图1显示了73个样本的发表时间分布状况。73个样本以内容所涉及的国家来分（空间分布），北美地区的有26个，占总样本数的35.6％；欧洲地区的有23个，占总样本数的31.5％；日韩区域的有24个，占总样本总数的32.9％。各地区样本数均约占1／3，较好地避免了地区差异对结果的干扰。图2显示了73个样本的空间分布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