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一般技术转让体系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以下简称体系）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研究其特殊性、功能、组成、发育的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外部条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为体系设计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理论依据（特色、原则、方法）；实践意义在于为体系培育提供先进、实用、富有中国特色的构想（手段、工具、条件等），它们对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的融合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就体系特殊性而言 一般体系主要提供咨询、交易代理、成果转化、金融与科技成果确认等服务（傅文园、王勉青，2006）。其咨询服务无法描述与推介高新技术；交易代理无法解决产权交易形式的特殊性（如双方融合组成风险企业后的委托—代理问题）；成果转化服务无法解决高新技术的高风险试验开发资金问题；金融服务不能满足风险投资的要求；其成果确认无法判定高新技术的价值。总之，本体系的特殊性有待深入探讨。 （二）就体系功能而言 Prencipe（2004）、Feldman et al.（2002）和Bray and Lee （2000）虽分别站在高技术扩散、高技术寻求工业合作伙伴和风险投资的角度研究了单个中介（不是体系）的作用，但很不全面、很不系统。 （三）就体系组成而言 张信等人（2005）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材料，再根据其他大量文献进一步归纳出12种提供创新服务的中介，但它们目前还不具备针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提供融合服务的特点与特征，不是我们期望的体系组成要素。 （四）就促进体系发育的经济政策而言 大量文献分别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风险投资政策，如OECD（2004）、Avnimelech et al.（2004），但两类政策共同促进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并促进相应中介、体系发育的功能需要进一步研究。祝晓莲（2006）研究了三种制度安排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但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安排的实现手段——经济政策刺激体系发育的层面。 （五）就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而言 这方面研究亟待加强。孵化器除本身具有融合双方的功能外，还能促进体系的发育，可看作是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大量文献虽研究了孵化器，如李岱松、王瑞丹、马欣（2005），但它们只是着重高新技术的孵化功能，较少涉及风险投资的介入，且如何利用孵化器及其他载体作为工具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更是没有涉及。 （六）就促进体系发育的外部条件而言 马丁·黑米格（2005）指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涉及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制定、立法、中介服务等，但没有说明中介及其体系如何利用上述外部条件发展自身并提供融合服务。徐小钦、石磊（2005）只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对体系形成的有利方面，研究视野较窄，且没有涉及这一外部平台条件的利用。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主要内容 对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转让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进行文献综述后，主要界定融合的内涵、方式、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融合功能等基本内容；再对比研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体系，尤其是美国的，以利于判断我国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发展的阶段，并为利用发达国家相应阶段的经验打下基础；进一步对比研究中国、美国的立法和行政、市场力量推动，研究美国的政策土壤和我国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的环境、经验与教训，找寻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和其他路径；据此设计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在体系要素与结构清晰的条件下，进一步研究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宏观发展政策对技术转让机构的影响，研究技术转让机构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需求，研究技术转让机构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互动，从而再进一步研究推动技术转让体系形成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利用。此外，其他中介化解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信任危机的机理、机制、组织形式也需要进行研究，但不在本文进行叙述。 （二）基本思路 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结构与基本思路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中外体系发育状况、历史经验和教训；引入多视角对比研究方法，通过体系要素、体系功能、体系发育阶段及其推动力量等多方面中外对比以寻求借鉴；利用个性研究方法研究我国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以论证借鉴的可行性；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对体系发育的影响与作用。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一）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设计 划分基本融合服务类型；设计体系——勾勒体系要素与构成（重中之重，见图2），分析体系要素的相互联结与影响（难点），匹配要素功能；此外，还研究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 美国的技术转让体系结构与要素联接见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