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9)04-0033-05 一 1933年环境伦理学的创立者之一利奥波德在其著名论文《土地伦理》中认为，伦理演变的次序是由伦理关系的扩展而决定的，最初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接着是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现在应该是处理人与土地的关系①。在这里，利奥波德无疑表达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伦理文化的变革取决于伦理关系的变化，而伦理关系的变化又取决于现实生活的发展。因此，作为思想形态的伦理文化，应用伦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成为伦理学的“显学”，其演变既是社会现实的变化使然，也是伦理文化的历史产物。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方伦理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即西方古典伦理学的终结和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凸显。西方古典伦理学的三个理论传统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宗教伦理学，由于自身理论存在的缺失和现实社会变革的冲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纷纷寿终正寝[1]。传统理性主义以某种先验既定的普遍性原则、观念或人性实体为出发点，来建立一种超验的普遍道德原理，寻求道德的普遍基础和一般原则。这一套理论系统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但是当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跨入垄断阶段，社会矛盾逐步暴露并渐趋复杂时，人们发现理性的力量不足以关照现实的人生，不足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坎坷。于是，非理性主义随之兴起。 传统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不同，它并不热衷于建构某种纯粹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而是通过观察、自省等实证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道德理论，主张从人的感觉经验中，而且往往是从个人的道德经验出发去寻找人类的道德起源、标准。这种理论同样在19世纪中后期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危机中：由于过分专注于经验事实并把伦理学的基础始终奠基于个人的行为结果、情感和心理因素上，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理论的褊狭性，导致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矛盾。这一矛盾又迫使它处于这样的两难境地：或者放弃对道德规范普遍性的追求，却必然要丧失其理论的客观实践价值；或者寻找超验的具有逻辑必然性的道德普遍性规范，却又要失去可靠的经验基础和依托。“这就是传统经验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困境——随着19世纪后期西方自然科学的新发展，特别是数学及由此引起的数理逻辑的变革而提出的诘难，使传统经验主义赖以确立的以归纳综合为基本内容的形式逻辑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客观上动摇了传统经验主义伦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追求普遍道德规范的企图随着它依附的方法论维系受到挑战而失败。”[1](15)现代元伦理学随之取而代之。 宗教伦理学一直追求超越人的现实生活的道德形而上学，但是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它就长期处于被讨伐的地位。19世纪中期，寻求人道主义世俗化的形形色色的现代宗教伦理学相继涌现。 二 20世纪初，以G·E·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为标志，现代西方伦理学以目空一切的架势开始登台亮相，并在西方伦理学舞台上活跃了半个多世纪。现代西方伦理学流派林立，观点繁复。大致地说，它可以分为三大派别：科学主义伦理学或现代西方元伦理学，它包括直觉主义、情感主义和语言分析三个发展阶段；人本主义伦理学，可以区分为存在主义伦理学、实用主义伦理学、自然主义伦理学和现代精神分析伦理学；现代宗教伦理学，主要包括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人格主义伦理学和新正教派伦理学。这些流派都是在批判传统伦理学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表现出非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和中立主义等相似的理论偏好。维特根斯坦说“不可能有伦理命题”[2]，伦理学与宗教是同一个东西；人本主义伦理学家从海德格尔到萨特则无一不是执著于非理性主义的原则。现代宗教伦理学则继续推崇道德信仰主义传统。 19世纪下半叶的叔本华、基尔凯戈尔、尼采以及20世纪的萨特、杜威等人本主义伦理学家几乎都把黑格尔的社会伦理总体主义作为攻击目标，明确确立了个人本位主义。相对主义在现代西方伦理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现代西方伦理学或者从道德主体的主观性出发，把道德判断标准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者从社会环境出发，把历史的、地域的道德绝对化，从而使道德理论孤立化、主观化和相对化。中立主义标榜要以伦理学的科学性取代它的阶级性、党派性，宣称科学伦理不从属于任何思想体系，保持立场中立。 以反传统为旗帜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并没有如人所愿地把人们从现实困境中解放出来，反而使人们在愈加恶劣的社会问题中不知所措。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把社会道德危机的罪责归咎于现代伦理学本身。 当代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太尔认为，当代道德文化（包括道德理论现象和道德实践状况）处于深刻的危机中，它表现为：社会中的道德判断基于纯主观因素特别是个人对道德立场、原则和价值的选择没有客观依据；德性从以往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位置退居到边缘地位。在人类历史上，以道德危机症候所表现的道德衰退，其图景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价值理论尤其是道德理论和实践所体现的真正客观的和非个人的标准，为特定的政策、行为和判断提供了合理的正当的理由，这些标准本身也可以合理地证明为正当的，这是指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道德传统占支配地位的历史时期；在第二阶段，存在着维护客观的和非个人的道德判断的不成功的企图，而且依据标准和为标准提供合理的正当的理由的运动持续地失败，这是自启蒙运动至功利主义的历史时期；在第三阶段，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已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情感主义，这是指20世纪初至当代的历史时期。麦金太尔着重指出，以情感主义为代表的当代道德文化，在理论上由于普遍性道德已变得不可诠释，个人意志所好成为普遍原则的表述，道德原则和判断的相对性、个人性特征非常明显，因而丧失了人类传统德性的根基，丧失了道德权威，表现在现实上就是当代道德处于严重的无序状态中。麦金太尔正是从理论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现实中追寻了这种危机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