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09)05-0020-04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中系统而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论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产生原因和阶级本质。在此过程中，恩格斯对婚姻家庭道德的历史性、婚姻的基础及其道德性、资产阶级婚姻家庭道德的虚伪性和堕落性、共产主义社会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道德要求、两性平等与妇女解放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释。由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成为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的经典之作。细读此书，并厘清哪些是婚姻家庭伦理问题上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否存在着需要结合我国当前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以及在哪些问题上我们对其观点存在着应当澄清的错误理解，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道德观，从而促进和谐两性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唯物史观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的基本原则 恩格斯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1](P2)这清楚地表明，唯物史观是贯穿《起源》全书的一条理论红线，也是我们正确把握恩格斯婚姻家庭道德观的基本原则。 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坚持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看待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期婚姻家庭领域的道德问题，认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爱情、婚姻和家庭道德有着各自的特殊内容和形式，并对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论离婚法草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就对两性关系的本质、爱情的道德基础、原始社会的婚姻关系及其道德评判、资产阶级婚姻家庭关系的实质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道德要求进行了阐述，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爱情婚姻家庭道德观的基础。马克思晚年认真研究了摩尔根关于家庭形态与亲属制度关系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撰写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撰写一部关于人类史早期阶段的专著。事实上，恩格斯将写作《起源》一书看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马克思的遗愿。在写作过程中，他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摘要和批注，并补充了大量的材料，从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婚姻家庭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中的道德问题。 恩格斯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婚姻形式，即群婚制、对偶婚制、专偶制。他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家庭从最早的群婚制发展到专偶制的过程，揭示了这些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并对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婚姻家庭关系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分析。恩格斯反对完全以现代社会的道德评判标准去理解野蛮时代所谓“杂乱的性交关系”，认为“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规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在日常实践中也必然是一片混乱。”[1](P31)对于专偶制婚姻家庭，恩格斯一方面肯定它的产生是人类婚姻家庭史上的一大道德进步，因为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1](P67)。与此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尽管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它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决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1](P63)，相反，如同“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对立的一样：一方面是专偶制，另方面则是淫游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1](P64)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所谓“婚姻自由”的虚伪性，他指出，无论当时资产阶级中天主教还是新教的婚姻缔结方式，“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1](P69)所以，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的婚姻仍然是阶级的婚姻，其“婚姻自由”也只不过是停留“在字面上，在道德理论上以及在诗歌描写上”[1](P79-80)。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婚姻家庭关系与以往私有制条件下的专偶制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专偶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专偶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1](P70)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强调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必然有不同的道德观念，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简单地对其进行道德评判。 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对两性平等和妇女解放问题的阐述，同样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他通过回顾人类婚姻家庭的发展史，指出妇女被压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在恩格斯看来，“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18世纪启蒙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1](P45)然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妇女的地位逐渐低落，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1](P54)由此，在人类婚姻家庭形式的发展过程中，两性的不平等日益加强，“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而社会对两性的道德评价标准也大相径庭，“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1](P73)而且，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性质而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1](P72)。因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1](P72)由此，恩格斯清楚地看到了妇女受压迫和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P162)不难发现，在上述论述中，恩格斯同样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男子具备了支配妇女的物质基础，是妇女受压迫和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是私有制条件下阶级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妇女解放与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