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7-0028-06 未成年人真正被关注是近代以来的事，而对未成年人在历史上的道德地位和境况进行简单的梳理，却是完全必要的。可以认为，这是一块充满历史和理论魅力而又迄今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当然，西方文化中未成年人的道德景象，也许只能从有关的文献和文化信息的再现及后人的解读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发现和理解。笔者尝试将西方未成年人在历史上的道德景象分为三个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中世纪时期、16世纪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未成年人的道德景象 古代究竟如何看待儿童，是现代人所知甚少的。比方说，古希腊人对儿童的概念就是模糊的和缺少关注的。“希腊人把童年当作一个特别的年龄分类，却很少给它关注。有个谚语说希腊人对天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有对应的词汇，但这个谚语并不适用于‘儿童’这个概念。在希腊文中，‘儿童’和‘青少年’这两个词至少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几乎能从包括从婴儿期到老年的任何人。虽然他们的绘画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但希腊人不可能认为替儿童作画是件值得做的事。我们自然也知道，在希腊人流传下来的塑像中，没有一尊是儿童的。在希腊浩瀚的文学作品里，可以找到有关我们所说的儿童的论述，但那些论述由于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而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人们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对‘儿童’这个概念究竟如何看。”①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古希腊的相关文献中发现，古希腊人很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这不仅在诸如苏格拉底被处死的罪名之一是“毒害青少年”中可以看出来，而且古希腊确实有不少人专门讨论过对青少年的教育，并发明了“学校”这一概念。比如，“柏拉图就这个主题写过大量作品，光是针对如何对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就提出过不少于三个的不同方案。此外，他的一些难忘的谈话，是探讨诸如美德和勇气是否可以被教育出来的问题（他相信是可以的）。因此，希腊人发明了‘学校’这个概念是毫无疑问的。”而“凡是有学校的地方，人们就会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有某种程度的认识。”②从柏拉图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主张在理想国中儿童和全部教育应该公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多种教育方案，这些教育方案，用今天的教育理念来衡量，有些虽然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戕害儿童的，但有些是合理的，是有利于儿童健康发展的。例如，他认为儿童教育应该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提出不同的社会要求；他还反对对儿童进行灌输式的教育，反对儿童学习过程中的强迫性，“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请不要强迫孩子们学习，要用做游戏的方法。你可以在游戏中更好地了解到他们每个人的天性”。柏拉图还提出了以孝为核心的一系列代际规范和礼仪，“年轻人看到年长者来到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还要注意发式、袍服、鞋履；总之体态举止，以及其他诸如此类，都要注意”。他还认为，“权力应该赋予年长者，让他们去管理和督教所有比较年轻的人”。柏拉图上述关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思想体现了希腊时期以道德教育为教育根本的这一教育的原初本义上。 但是，古希腊人热衷于办学校来训练年轻人，重视道德教育并传播希腊文化，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童年概念与现代的童年概念可以相提并论，即使撇开斯巴达人对儿童折磨式的管教方法不论，希腊人在管教未成年人方面是缺乏正常的同情心和理解的，这甚至在柏拉图那里也是如此。柏拉图在《普罗泰哥拉》中曾说过，对于不听话的儿童，要用恐吓加棍棒，像对待弯曲的树木一样，将他们扳直。 对于古希腊人一方面特别看重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对儿童的管教方法又缺乏正常的同情心的状况，波兹曼认为这是当时的一种必然现象，因为那时根本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教育科学。他说：“我们同样可以相信，尽管他们有学校，尽管他们关心如何把美德传给青年，但希腊人还是会对儿童心理学或者儿童养育概念大惑不解。”尽管如此，在波兹曼看来，希腊人还是预示了“童年”的概念，因为在2000年后“童年”这一概念产生时，仍然能够识别其希腊之源。 罗马人进一步发展了希腊思想中的童年意识。这从两个方面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一，体现在罗马艺术和有关文献中。与“希腊人认为不值得为儿童作画”和“在希腊塑像中没有一尊是儿童的”相比，罗马艺术则表现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年龄意识，包括未成年人和成长中的孩子的意识。这种艺术表现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才在西方艺术中再现”。这样，童年或儿童意识在罗马人的观念中开始清晰起来，儿童和童年开始受到一定的关注。此外，在一些文献中，未成年人通过某种方式也得到了一定的论述。例如，西塞罗专门写过《论老年》，对老年的优势以及老年的困惑作了十分精彩的论述。毫无疑问，论老年自然是离不开一种青年观的，也就是说，老年与青年开始成为一对对应的概念。西塞罗虽然对年轻人抱有某种偏见，如他认为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往往都是差一点毁在“愚蠢、浅薄和自以为是的年轻人”身上，因为“莽撞当然是青年的特征，谨慎当然是老年的特征”。但是，总的来看，他认为老年与青年是相互依存的，也是友好的。即使从一个人的一生来看，“我们生命的每一阶段都各有特色；因此，童年的稚弱、青年的激情、中年的稳健、老年的睿智——都有某种自然优势，人们应当适合适宜地享用这些优势”。在这里，可以看出，在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西塞罗已经有了一种比较清晰的代际意识。 第二，罗马人开始把儿童与羞耻的观念联系起来。波兹曼认为，“在童年概念的演化过程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实际上，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有了对羞耻之心的简单看法，在谈到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关系时，柏拉图说，一般情况下年轻人之所以不会对老年人不敬和无礼，是因为“有两种心理在约束他们：一是畏惧之心，一是羞耻之心。羞耻之心阻止他去冒犯任何可能是他父辈的人”，而这在中国则是通过“孝”这一社会机制来保证的。在波兹曼看来，羞耻心不仅在年轻人与老年人关系的个别方面表现出来，而且对于定义儿童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他说：“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罗马人把握了这个精髓，值得永远受到赞扬，尽管看来他们把握的还不是全部，也不够全面。”童年的羞耻心“提出了童年的部分定义，即宣称童年需要回避成人的秘密，尤其是性秘密”，即“在儿童和未成年人面前，对成人的性欲望和冲动三缄其口”。③且不论以“羞耻心”来定义儿童是否可靠和全面，至少它触及到对未成年人定义的深层的社会文化和道德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