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9)07-0070-05 传媒伦理是当前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国外传媒伦理研究在学术积累、所涉及领域的宽广度、研究问题的纵深度，以及方法、立场等诸多方面都有值得我国学界借鉴之处。比较国内外传媒伦理的异同，对促进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完善我们的传媒伦理学体系均有裨益。 一 国内外传媒伦理学术基础的比较 国外系统的传媒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我国系统的传媒伦理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时间差距并不算大，但比较而言，国外传媒伦理研究的学术积累却要丰厚得多。早在系统化、专业化的传媒伦理研究开展之前，传媒伦理的相关研究已经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批判理论、政治科学乃至历史学领域中展开了。1889年，英国的利莉刊发于《论坛》的《新闻业的伦理》是最早从伦理学角度考察报业道德问题的专题论文；1924年，西方第一部新闻伦理教材出版，即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尼尔森·克劳福德的《新闻业的伦理学》；此后10年，新闻伦理作为大学课程发展迅速，人们对新闻伦理的关注日趋学术化、专业化。尽管这些研究尚缺乏系统的整合，但为后来的传媒伦理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同时，大众传播媒介实务界的反思也为传媒伦理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源。19世纪初，随着人们对新闻自由的反思，人们日渐关注责任的观念，1922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the Americal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ASNE)的成立使得这一观念更是得到了强化。在1923年的一次会议上，该协会提出了为公众服务、独立、真实、诚挚与准确的新闻理念，这表明美国新闻界开始从新闻自由主义转而进入把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对待的一个全新时代。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1947)、施拉姆的《大众传播的责任》(1957)、梅里尔的《自由必须履行的责任》(1974)，以及赫尔顿的《信使的动机——新闻媒介的道德问题》(1985)等一系列研究建构了西方新闻传播伦理研究的基本框架。经过长期且丰厚的学术积累，国外传媒伦理研究型塑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版了大量的传媒伦理教材和理论专著，对该领域的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根据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的考察，国外传媒伦理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日趋繁荣：80年代出版的传媒伦理著作比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的著作还要多，而1990-1995年出版的传媒伦理著作又超过了80年代的总和①；马休·柯尔安等人也专门统计了80年代至90年代出版的教材与专著。②二是创办了专门的传媒伦理学术刊物，如《大众传媒伦理杂志》(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社会信息、沟通与伦理杂志》(Journal of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Ethics in Society)、《信息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Information Ethics)等，这些学术刊物反映最新的传媒伦理研究动态，并以此为平台展开相关的学术交流。三是许多大学都开设了传媒伦理或相关的课程，以对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专业的伦理教育，既培养他们的媒介素养，又提升他们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抉择水平。 我国传媒伦理研究的早期资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报业产生，特别是近代以来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的探讨，代表人物包括：王韬、梁启超、徐宝璜、马星野、邵飘萍等；二是对国外研究的译介，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主要有《报刊的四种理论》、《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译介迅速增多，代表性的译著包括张晓辉等翻译的《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李青藜翻译的《新闻道德评价》、展江等人翻译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等，这些译著及一些影印本的刊行较好地促进了国内传媒伦理的研究。当前，我国从事传媒伦理研究的人员主要包括：第一，专业的新闻记者及媒介管理人员；第二，新闻传播专业的学者；第三，哲学·伦理学专业的学者。其中周鸿书、蓝鸿文、黄瑚、邓铭瑛等人对新闻伦理的研究，李伦、严耕等人对网络伦理的研究，吕耀怀、沙勇忠等人对信息伦理的探讨，张金花、陈正辉等人对广告伦理的研究，陈超南、郑根成等人对传媒伦理的哲学解读等有着较好的学术反响。但总体来看，传媒伦理的学术积累相对薄弱：到目前为止，国内传媒伦理的著述仍以教材为主，涉及传媒伦理的跨学科交流也没有充分开展起来，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尚在建构之中。 二 国内外传媒伦理研究领域及问题的比较 在研究领域及所涉及问题方面，国外传媒伦理研究也远胜国内：第一，研究领域更为宽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传媒伦理研究主要涉及新闻伦理、网络伦理、广告伦理、信息伦理等领域。而国外传媒伦理研究除了上述领域以外，还涉及到公共关系及传媒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具体问题的研究。在公共关系方面，国外学界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它与大众传媒是共生(symbiotic)关系：一方面，公关服务项目最多的就是媒体关系；另一方面，公关活动也为媒体提供了足够多的素材，离开任何一方，另一方都不可能有目前红火的发展势头。在现代社会，公关人员对传媒及公众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根据有关统计，大众传媒每天所获得的信息有近40％是公关人员所提供的。③因此，公共关系能直接影响到公众与传媒对政府、公司、产品、新闻事件中人物的看法，也同样能影响到人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及相关分析，这其中当然涉及到许多伦理道德的话题。因此，西方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在传媒伦理的研究中，讨论公共关系伦理是很有必要的。国外传媒伦理的研究也涉及到传媒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如战争分析，包括媒体与战争的互动关系，战争中的传媒行为分析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方面研究主要针对媒介语境中，有意无意地贬低女性及少数民族(如黑人)等社会群体的地位与价值的现象，如女性在广告中总以男性附庸的形象出现，少数民族的人们总以低人一等的形象(如佣人等)出现等；国外传媒伦理还对传媒后现代转向有深入研究，如对后现代转向的文化表征及价值后果的探讨等。我国学界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也有所研究，如广告中女性形象及相关价值问题，但这些研究更多地是在社会学、广告学等领域进行，伦理的研究，特别是传媒伦理的研究则相对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