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7-0108-07 18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这个历程不仅伴随着屈辱、动乱、纷争和流血，还伴随着传统的断裂、认同的危机、精神家园的荒芜和社会生活的失范。为推动中国文化尽快实现其现代转型，中国的人文学者前赴后继地积极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建设工作：修补断裂的传统，重铸认同的根基，再造精神的家园，建构社会的规范。作为中国人文学科重要成员的现代中国伦理学也在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经受了历史的考验，逐渐变得成熟。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的历史背景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伦理传统的文明古国。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伦理规范从汉代初步定型以来，一直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秩序、调节人们伦理关系的主要规范。从汉代到清代，其中虽然屡屡出现朝代更迭、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对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来没有表示过怀疑和失望。在终极关怀、精神归属和价值规范方面，中华民族基本上没有遭遇过“信念危机”的局面。 然而，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明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中国传统文化分别经历了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失败。到了19世纪末期，中国人在精神和价值层面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逐渐动摇。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儒家思想开始遭到怀疑和批判。中国文化出现了“意义危机”和“精神危机”。20世纪初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革圣贤之命”的主张。在这些激进的革命派看来，传统的纲常名教不再值得信赖，“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①。“呜呼，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②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完全继承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种彻底否定传统道德的伦理激进主义。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那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③。批判和反对传统道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主题之一。在陈独秀看来，伦理是文化的根本，伦理觉悟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中国的传统伦理与现代的民主和科学水火不容。“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④李大钊也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⑤吴虞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⑥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传统道德之绝望态度在西化派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钱玄同看来，中国的“工艺与政治固然很坏，固然应该革命，而道德思想则更糟糕到了极点，尤其非革命不可”⑦。胡适指出，那种认为“中国的旧文化比其他国家好，中国的旧道德比其他国家高”的观点不过是自大狂的妄想症。“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位置，——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器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人体不如人。”⑧陈序经也认为，中国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比不上西方文化，不仅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哲学、艺术等不如人，“号称德治的国家的道德的状况也比不上人家。……老实说，公共道德，固不如人，个人私德，家庭美德，也不如人。要是中国以为最可自夸、最自负的是他们的道德，那么，实在是自己欺骗自己罢了”⑨。 总之，在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和文化激进主义者看来，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传统道德是压抑和残害人性的，是不合理和过时的，必须摧毁。在中国文化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儒家道德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必须推倒重来。在以“打到孔家店”为旗帜的文化激进主义的全面攻击下，20世纪40年代，作为传统文化之信念系统的儒家文化终于土崩瓦解。与之相伴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家园的荒芜、传统精神大厦的坍塌和社会生活基本规范的稀释⑩。 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的形成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20世纪的文化激进主义者虽然成功地解构了传统的伦理规范，但是，却没能同时代之以新的社会规范。因此，20世纪初期以来，中华民族在道德规范层面基本上处于无所适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或残缺不全的“畸形发展状态”。道德虚无主义、伦理相对主义、实利主义、物质主义常常侵蚀社会的机体。一个民族如果在核心价值方面缺乏基本的共识，那么，它必然要陷入混乱和纷争的局限。同样，如果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遵循某些共享的伦理规范，那么，真正的安定与和谐也难以实现。因此，从20世纪初期以来，如何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如何确立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就成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一个艰巨的任务(11)。 建国以后，我国的伦理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了重建我国社会生活基本规范的工作。然而，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对人们的道德底线的严重冲击，我国重建社会生活基本规范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完成。重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伦理规范，使人们自觉地认同并坚守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价值，仍然是我国的道德建设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就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