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3-0007-07
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的发展是现代中国伦理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五千年中华伦理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当代世界伦理文化的重要一脉。深入而科学地总结新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成果和经验，不仅是研究中国伦理学史的内在需要，而且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体系，也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的发展
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初创时期、伦理学研究经受严重挫折的时期、恢复时期和发展繁荣时期。
第一阶段(1949-1965年)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奠基和初步发展时期。新中国的成立，为确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共产主义道德从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成为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体系，获得了在全社会推广宣传的政治文化条件。1950年代初，虽然将伦理学作为一门旧学科予以取缔，并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伦理道德展开了大规模批判，但广大人民群众高涨的共产主义道德热情及其所产生的新的道德风尚，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或道德科学的研究与宣传提供了条件。1950年1月，杨甫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论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新道德观，对《共同纲领》中所提出的国民公德予以具体解释和界定，并认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即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具体的表现，是人民的新道德的表现。于光远的《新中国与新爱国主义》、萧德的《论中国人民的新爱国主义》等文章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爱国主义的内涵、本质和特征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此外，一些学者还就共产主义人生观、动机与效果以及个人与集体关系等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完成，学术界开展了对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系统研究。1955年吴江出版了《共产主义道德问题》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作用，论述了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方法，并对剥削阶级的道德进行了深刻批判。同年，周原冰出版了《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一书，专门就在青年中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江陵在1955年《新建设》5月号上发表的《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一文，则探讨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特点、内容、规律和方法诸问题。此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探讨共产主义道德的文章不断增多，总的趋势是强调共产主义道德的先进性及其同一切旧道德的本质区别。1950年代中后期至1960年代中期，随着对旧道德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伦理学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在学术上展开了对人性论、人道主义、道德遗产批判继承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基础及特征的讨论，一些报刊还专门开展了幸福观、荣辱观、婚恋观、职业观、人生观等的讨论，李奇、周原冰、周辅成、张岱年、冯友兰、吴晗、冯定以及罗国杰、许启贤、冯其庸、李光耀、郑文林、王煦华等人均以论文或著作的形式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周原冰的《道德问题论集》、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周辅成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辑的《道德遗产批判继承问题讨论集》等。应该说，此时伦理学领域里的讨论总体上是学术论争，很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但由于受当时政治氛围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讨论中存在着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和对不同意见上纲上线予以批判的思想倾向，致使对伦理学的客观理性研究和深入研究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第二阶段(1966-1976年)是伦理学研究遭受严重挫折、完全被政治斗争所取代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批判吴晗的道德论和清官思想为重点，将其道德论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不久是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陶铸《理想、情操与精神生活》等的猛烈批判与围剿；继之是全国范围内的“破四旧、立四新”和“造反有理”、“斗私批修”运动。随着运动的升级，与红卫兵大串联相伴随的一方面是砸烂封资修的黑货，将一切关心个人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完全视为封资修予以无情批判与打击，“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口号；另一方面是大搞个人崇拜，把领袖人物神化，“三忠于”、“四无限”和“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等活动将人们推向对领袖人物无限痴迷的道德神秘主义之中，“顶峰论”、“救星论”一时沸沸扬扬，在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竞相成立的日子里，这种痴迷达到了最高峰。此时，否定智慧、否定思想、否定个性的道德愚昧主义甚嚣尘上，富裕成了道德败坏、道德堕落的象征，贫穷则成了光荣和革命的标志，对经济与道德、文化与道德、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极力曲解，“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鼓噪盲目而热烈。与此同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予以彻底批判和抛弃，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在感情上仇恨和蔑视，在学理上排斥和轻视，将马克思主义同人类以往的伦理文明截然分割开来，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把1950年代后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不仅造成了伦理学的停顿与扭曲，而且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混乱和道德危机，教训十分深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此时的伦理学处于被严重扭曲的状态，仍有不少人在关心着中国社会的道德发展状况，他们以各种方式同林彪、“四人帮”的道德愚昧主义、禁欲主义和反伦理文化的观点进行斗争，遇罗克、张志新对唯成份论的批判和对真理正义的追求，以及相当一部分正直的工农群众、军人、知识分子对道德愚昧主义、禁欲主义和反伦理文化思潮的抵制，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伦理文化浩劫奠定了社会心理和思想文化基础。
第三阶段(1977-1991年)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获得恢复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伦理学在解放思想的进程中逐步得以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为伦理学的恢复和发展开启了通路。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之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或研究室。1979年出版的李奇著《道德科学初学集》一书(收入作者以前所写伦理学论文)和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大学校内用书)，成为1970年代末重要的伦理学著作。1982年，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唐能赋、唐凯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相继出版。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新中国首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建构了以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本问题，以道德基本理论、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实践为组成部分的伦理学结构体系。之后，为适应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需要，伦理学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版面世。较有代表性的有魏英敏、金可溪编著的《伦理学简明教程》，张善城编著的《伦理学基础》，张培强、陈楚佳主编的《伦理学概论》等。老一代伦理学家如张岱年、周辅成、周原冰、李奇、朱伯崑等也重新焕发出学术青春，相继推出了一批学术专著，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如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朱伯崑的《先秦伦理学概论》，周辅成主编的《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周原冰的《道德问题丛论》和《共产主义道德通论》，李奇的《道德与社会生活》及主编的《道德学说》等著作，推动了伦理学在恢复阶段的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由农村向城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和人们的道德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问题、新事物不断涌现，伦理学家们跟随时代的步伐一道前进，纷纷撰文或著书探讨改革开放所引起的道德变化以及商品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伦理文化的研究也全面展开，出版了一批中国伦理思想史和西方伦理思想史著作。这一时期，伦理学学科建设也在一批中老年学者的带动下有秩序地进行，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工作顺利展开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基本上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阵容壮观的学术队伍，为伦理学在后来的繁荣和勃兴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