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这个字，未见于目前所能见到的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亦未见于公认成书最早的传世文献《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的正文①。它在传世文献中的最初使用，当是记录孔子言行事迹的《论语》一书。据统计，“忠”字在《论语》中，总共出现了18次，其中有14次是出于孔子之口②。孔子对“忠”给予了高度重视，将其列为教授弟子的四门课程即“四教”中的一门。在孔子的影响和带动下，“忠”很快便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字眼，成为各种著述中随处可见的一个积极词汇。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忠的观念就是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才开始产生的呢？如果不是，那么忠观念究竟是何时开始产生的，其早期映像又是怎样的呢？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忠观念起源诸说述评 在展开正面的论述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学界目前已有的各种说法（每种观点均援引最早或表述最明晰者为例）： 一是春秋时期说。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指出：“‘忠’之道德（似起于春秋时）最原始之义似为尽力公家之事。”③童先生在此连用了两个“似”字，表明他关于忠观念的起源和原初意义的判断或许还有待进一步推敲。如果说童先生的说法尚且留有余地，那么范正宇先生则可谓言之凿凿了。他在《“忠”观念溯源》一文中指出：“忠产生于春秋时代。”就在井田制及宗法分封制的崩解过程中，旧贵族的沉沦与新兴地主阶级的上升正交替进行。……只有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痛苦与希望、蕴含着极大创造活力的历史场景之下，体现新政治规则的忠观念才可能产生④。 二是春秋初期说。曲德来先生在《“忠”观念先秦演变考》一文中指出：“作为观念的‘忠’，在春秋以前尚不曾产生”，“‘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在春秋初期产生的‘忠’，首先是作为政治观念出现的，内涵是要求君主‘思利民’，规范了君主对民的态度。这是‘忠’观念在春秋前期基本的内涵，被人们普遍接受”⑤。 三是西周时期说。郑晓江先生在《“忠”之精神探微》一文中指出：“早在西周时代，‘忠’已被当作一种较普遍的社会伦理范畴。”⑥ 四是三代说。孟祥才先生在《“忠”的观念在我国的历史演变》一文中开篇便说：“‘忠’是阶级社会确立以后产生的伦理观念，它与‘孝’一起，成为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历久不衰的道德信条。”⑦孟先生在文章中虽未明确表述“忠”观念产生于三代的观点，但“阶级社会确立以后产生”和“奴隶社会”的具体描述足以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 五是虞夏说。柳诒徵先生在所著《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写道：“夏道近于虞，故虞、夏往往连言。……夏道尚忠，本于虞。”⑧ 六是氏族公社说。解颉理先生在《“忠”观念探源》一文中指出：“‘忠’源于中，在进入文明前为氏族成员对其领袖公正无偏处事准则的要求。”⑨ 七是原始社会说。雷学华先生在所著《忠——忠君思想的历史考察》一书中写道：“在原始社会，没有君，则自然没有忠君思想。但并非说当时人也不具有‘忠’的本义思想（即敬、忠诚）和行为。……他们忠于集体、忠于酋长（头人）、忠于朋友，不惜以生命而捍卫之。这些思想和行为，皆为‘忠’。”⑩ 以上诸说，笔者是按照历史时代，依据从晚到早的顺序排列的。前两说没有大的原则性的差别，只是后一说较之前一说更为具体、精确（就时代范围而言）了一些。笔者认为，这两说据以判断忠观念产生时代的标准和原则都是不正确的。范正宇先生在《“忠”观念溯源》中写道：“在中华书局1989年印行的国内最为详备的《甲骨文编》和1985年出的同样详备的《金文编》里，都找不到见于商代甲骨文或西周铭文的忠字。不仅如此，就是在成就于西周之前的《尚书》（中国最古老的史书和政典汇编）与《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仍无有关忠的文字记载。考古学和文献学所提供的有力证据，可以直接说明三代还没有忠的观念。”曲德来先生在《“忠”观念先秦演变考》中写道：“就现存文献考察，‘忠’这一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较晚。甲骨文中无‘忠’字。西周以前的金文中亦无‘忠’字。《周易》的卦爻辞中无‘忠’字，只在十翼的《文言》中出现过一次。据考，《文言》非孔子作，应产生在战国之初。《诗经》中无‘忠’字。《尚书》的情况较复杂。今文《尚书》中无‘忠’字。古文《尚书》中‘忠’字出现七次：《仲虺之命》（按：“命”字应为“诰”字之误——引者）《泰誓》《蔡仲之命》《君牙》《冏命》五篇各出现一次，《伊训》一篇出现两次。但这六篇都是伪古文，不能证明西周以前已经有了‘忠’观念。可见，作为观念的‘忠’，在春秋以前尚不曾产生。”显而易见，两位先生不约而同地都以春秋以前的典籍中不曾出现“忠”的字眼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对此，王子今先生在所著《“忠”观念研究》一书中，于引述了范正宇先生《“忠”观念溯源》一文的相关文字后指出： 这样的论证方式，其实是存在问题的。 “考古学、文献学所提供的有力证据”，是可以“直接说明”历史存在的，但是却不能够“直接说明”历史的不存在。就是说，可以证明“有”，却不能够证明“没有”。这是因为，“考古学、文献学所提供的”，只是历史存在的片断的不完整的遗留。这样的“证据”无论怎样“有力”，也是不能够“直接”地彻底否定某种历史存在的可能性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