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9)02-0048-05 中国传统文化自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由面向“天帝”神明而转向人世、由神本转变到人本的思想迅速发展，孔子是这一潮流的集大成者和重要标志[1]。孔子由神本到人本的转向通过两条途径而展开：一方面以一种“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的现实而明智的态度，对传统的天命鬼神信仰进行了积极的引导、修正和改造，对“天帝”所具有的人格神成分作了更进一步的剔除，从而使传统的天命鬼神信仰充满着人文理性精神；另一方面继承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人本主义意识，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人间世事上，以肯定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为起点，以提倡“人”的自觉力量和能动作用，高扬“人”的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为基本内涵，以人的发展完善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为终极关怀，建立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独具特色的“仁”学体系和文明架构。当然，这两条途径并非毫不相干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本文即以这一认识为前提，尝试以孔子的“仁”为着眼点，探讨孔子的“仁”所展现出来的人本意蕴①。 一、“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人本意蕴 “仁”虽然不是孔子所创造，但孔子丰富发展并特别强调了它，把它提升到理论范畴和理论体系的高度，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德目。孔子“仁”的全部内涵究竟是什么，至今学界也没有一个一致的断定和界说。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孔子弟子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论语·颜渊》）郑玄《礼记》注：“仁，相人偶也。”可见，“仁”即二人之意。“仁者人也”，是说彼我相通，二人以上交相依赖，人格、人性才能表现出来，“仁”这一概念才能成立，人才能从本质上成为人。“仁者爱人”是说人与人之间应当互亲互爱。“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基本上涵盖了孔子仁学的主旨，可视为孔子仁学体系的总纲。这一总纲的首要表现在于强调把人当人看，对人类应持有起码的同情心和爱心。当然，孔子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不同，“亲亲为大”说明孔子的“仁爱”是一种有亲疏远近的以血亲之爱为起始和根本的爱②。孔子的“仁”，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把“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从“神”（帝、天）的神秘笼罩下解放出来，所以有些学者说它是对于人的发现[2]，是人类“同类意识（同情心）的觉醒”[3]。 探讨孔子“仁”的人本意蕴，首先需要我们对《论语·乡党》所记之具有经典性的“厩焚”事件作多方位的审视。“厩焚”事件突发后，时任鲁国司寇的孔子关心的首要问题是“伤人乎”，“不问马”，这样的询问在当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据历史记载，西周以来，整个国家的居民分为十等，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台。马有园、牛有牧”。范文澜先生考证：“自皂至台，是各级奴隶，马夫牛牧不列等，比台更贱。”[4]由此说来，住在马厩里的人肯定是地位最为低贱的所谓的“马夫牛牧”。而与“马夫牛牧”相比，春秋时期的马却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大小的最重要的标志。春秋时期国家大小通常不是以人口数量而是以作战车乘的数量来作区分，比如“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等的说法，这说明马的地位比某些阶层的人的地位还要高。如此看来，孔子“伤人乎”而“不问马”，体现了他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的思想倾向③和以人为本的执政观念④，而能够给予“马夫牛牧”与社会其他阶层同样的关爱，可谓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5]，其历史意义甚为远大，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在中国文化史上，由孔子而确实发现了普遍的人间，亦即打破了一切人与人的不合理的封域，而承认只要是人，便是同类的，便是平等的理念”[5]。 但是，孔子在“厩焚”事件中只问“伤人乎”而“不问马”的做法，却遭到了某些学者的质疑，其原因为“马亦有生之物，焚烧之苦，亦当愍之”，“不问马”即是贵人贱畜、重人命而轻财产，这与孔子仁学体系的基本精神是相违背的。为此，有学者绞尽脑汁为孔子辩护：“伤人乎？不问马，盖仓卒之间，以人为急，偶未遑问马耳，非真贱畜，置马于度外，以为不足恤而不问也。畜固贱物，然亦有性命，圣人仁民爱物，无所不至，见一物之摧伤，犹恻然伤感，况马乎？必不然也。学者慎勿泥贵人贱畜之句，遂轻视物命而不慈夫物。必物物咸慈而后心无不仁，庶不轻伤物命。”[6]亦有学者主张将“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读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否。问马”，认为惟有如此才能全面体现孔子虽有先后亲疏之别，而无贵贱之分的“仁爱”情怀。 其实，如此煞费苦心地为圣人辩护原本是不需要的，因为孔子本人既强调“爱人”又倡导“仁爱万物”。《论语·述而》：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用钩钓鱼而不用网捕鱼，用箭射鸟但不射停卧巢中不飞的鸟。孔子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以万物养人者，天地自然之利，故钓也弋也不废也。钓不必得而纲则竭取，弋劳于得而射宿可以命中。不尽取者，不伤吾仁。不贪于多得而弃其易获者，不损吾义。曲全万物而无必得之心，岂非理之不遗于微而心之无往不安者乎？”[6](490)“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足见“仁人之本心”，“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朱熹《四书集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