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宋建丽,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伦理学研究

内容提要:

70年代之前,性别是一切女性主义者在探究妇女千百年来受歧视和压迫根源时最先投向的视点。因此,性别理论是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基础。中国学者从引入、介绍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到对女性主义伦理学展开深入研究,使得女性主义伦理学成为当今中国女性主义哲学学科中探讨最为充分、深入的一个领域。本文将从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介绍和引入、深化和发展以及若干实践主题的探讨等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做一综述。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9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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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09)01-0006-06

      一、引入和介绍: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展开

      1995年2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的“女性主义哲学学术报告会”上,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背景、基本观点、理论特征、理想目标等问题被首次加以介绍和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邱仁宗首先介绍了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提出、基本观点及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想。他指出传统哲学和伦理学中(尤以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罗素等名家为代表)所存在着的性别偏见,促使学界产生对女性主义伦理学是否可能的思考。持肯定立场的人认为女性有其独特经验,即母性思维可作为一种新伦理学的基础,它不同于原则伦理学,也不是境遇伦理学,强调关怀,强调情境,它不是后现代主义,也与道德相对主义不相容。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基本观点是在理论与经验的问题上,主张道德经验可作为判断的依据,道德理论应受其检验,依其而调整;在理性与情感问题上,强调情感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对理性的促进作用,认为理论应虑及情感,尤其是关怀;在公与私问题上,反对传统的家内家外两分,认为家庭也有政治,做母亲是一种最具创造性的塑造新人的人类活动,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模型应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契约关系;在自我与关系问题上,反对传统的简单二分,认为自我与具体的他人处在种种关系中,是一种关系中的自我,应注重发展关系,由此自我也在其中发展,等等。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想是一种女性主义社会而非契约社会,其中母子关系具有第一性,儿童的未来最优先,关怀、信任、协作代替竞争,由此也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唐热风对女性主义伦理学的若干特征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反对理性与情感、公与私、自我与关系等的二分正是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典型特征,她们强调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怀伦理学,主张尊重他人自主权和关怀他人的统一,主张道德律上的和而不同和多样化。但也对女性主义伦理学不是原则伦理学和女性主义社会以孩子为中心的提法不无忧虑。关于前者,学者认为,尽管女性的道德判断比较灵活,但原则和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毕竟很重要,女性主义轻易放弃它们会导致新的更多的偏见;而断言后者则会以牺牲妇女的前途为代价。[1]

      以95世妇会为契机,国内学者对女性主义伦理学、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及其问题的探讨广泛展开。清华大学肖巍对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来源、理论特色、哲学层面上的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实践倾向和理论倾向以及各自的目标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揭示了女性主义伦理学对两性以及整个社会的意义,在使得我们了解到西方学者在女性主义伦理学理解上的分歧和争论的同时,对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意义和发展前景进行了阐述。肖巍指出,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它旨在批评贬低和歧视女性的伦理理论,建立男女平等的伦理学说。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思想理论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在发展中呈现出“破”与“立”两大主流,并以自身的理论特色与其他伦理理论区分开来。以往伦理学的宗旨在于发现、提出和解释指导人们行为的最高道德原则,并把它们不分种族、阶级和性别地应用到每一个人,而女性视角的伦理学则认为,传统伦理学忽视了女性在历史和社会中的地位。因此,从女性视角研究伦理学是对传统伦理学的挑战,女性视角的伦理学已连同罗尔斯的《正义论》一并被一些西方学者看作当代道德哲学发展的新状况。[2]

      本世纪60年代起在英美社会逐渐兴起新的伦理学理论——关怀伦理学,通过对西方关怀伦理学代表人物的访谈和多篇论文,我国学者为我们勾勒出关怀伦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定义、理论特色、理论目标、理论模式、面临问题、与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关系、借鉴意义和启示,指出关怀伦理学实际上是建构在女性视角基础上的,肯定女性的独特道德体验,强调关怀、情感和关系的一种伦理学理论,它试图打破男性的一统天下,在道德教育领域补充一种在以往的历史上被践踏、被压抑、被忽视或者丢失了的不同的声音——女性的声音。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目的在于:第一,重新解释传统伦理学,把它的边界伸延到女性及女性主义领地;第二,寻求以关怀和责任补充传统的公正和正当的伦理学;第三,以非二元论的世界观,即并不把理性与情感、自我与他人、自然与文化区别开来的世界观对伦理学的新探索来取代传统伦理学。关怀伦理学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即“陷入性别”,关怀与女性相联系,第二种模式即超越性别,关怀与两性相联系,两种模式的根本分歧在于道德上的性别差异问题,第一种模式重视女性道德体验的意义,第二种模式不愿涉及女性的道德体验;第一种模式把关怀伦理学更多地置于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领域来讨论,第二种模式则更多地把关怀伦理学同社会历史、政治背景相连,把它变成了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策略。作者指出,这两种模式是互补的,它们构成这一理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既代表了它的历史和现实,也代表了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关怀伦理学带来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即在本体论上表现为在关系中自我的认同和自主性;在认识论上表现为注重具体情境,而不是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则,注重体验和情感,而不是理性的判断和证明。因此,在当今时代,关怀伦理学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从方法论上,应该重视女性的道德体验,研究女性的道德发展,倾听女性的道德声音。在公共政策方面,如女性就业、女性教育以及生育健康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尊重和满足女性的需要和利益。同时,关怀伦理学倡导的超越性别的“关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中拥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关怀伦理学也面临许多难题:比如人们对关怀的看法存在着分歧,什么是理想的关怀关系也尚无定论。在关怀他人与关怀自己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然而,最为根本的难题就是公正与关怀的关系问题。关怀本身就是一个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关怀与公正的关系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学者们认为,仅有关怀伦理学是不够的,如果妇女要对公共生活中的问题进行思考,她们就必须与公正伦理学保持合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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