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普适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区别 在讨论这一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之时，中国学者常常将“普适价值”与“普世价值”两个词作为同义词使用。这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两个词不但读音相同，而且意思相近，所以可以互换。 然而，从有关这一主题的诸多论述中可以发现，这两个词在使用时会带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背景或意图，尽管它们各有各的用处，但在理解时却必须进行明确的概念区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其间会涉及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 例如，不少论者常常谈到“中华文化的普适价值”，意思是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普遍适用性，即适用于全世界或全人类的价值。然而，由此类推，其他的民族也可能说他们民族的文化具有普遍适用性，或适用于全世界或全人类的价值。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普适价值”是指某一民族的文化具有普遍适用性、即适用于全世界或全人类的价值。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主张民族平等和文化平等，如果我们不能说只有中华文化具有普适价值，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具有普适价值呢？这显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2008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普世价值高端学术论坛”上，绝大多数与会学者都认可并高度评价“普世价值”对于日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和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按照论坛组织者的说法，这些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权利、博爱、环保、和平、和谐、慈善、慈悲、仁爱、人性、平等、宽容、科学、理性”等等。 显然，这些价值是出自世界各族、各国、各种文化，但又不是某一个民族或某一种文化所特有、所独具的，它们是当今全世界各国各族人民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所强调的，就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理想；这些理念或理想是超越于民族界线之外，超越于民族分野之上的。就其已经蕴含在各种文化之内而言，可以将其比喻为各民族文化价值的公约数；就其实际包括了各民族文化的理想而言，又可将其比喻为各民族文化价值的公倍数。 看来，“普适价值”与“普世价值”，这两个概念确实在使用环境中会各有侧重，不可互换，尽管各有各的用处，但视角或立场、视野或境界，会有重大的区别。 二、“中华文化的普适价值” 考虑到上面那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个概念显然应该加以厘清。 一是要厘清“文化”的概念。什么是文化？文化学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的侧重物质文化，有的侧重制度文化，也有的侧重精神文化。但是，比较能综合各种看法，又能为非专家的广大民众理解的，是文化学大师克拉克洪的定义——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说法——文化是生活的样式(二者意思相同)。所以，我们有饮食文化、服装文化等等物质文化，有政治文化、礼俗文化等制度文化，也有道德、哲学、宗教等精神文化。 其次，要厘清“中华”的概念。什么是“中华”或“中华民族”？至少在现代，这个概念当然不仅仅指汉人及其民族、国家，而是指一个包括56个民族的巨大集合。 澄清了“文化”和“中华”概念之后，在回答上面那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说，并非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因为，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生活方式或文化，对于现代社会显然不适用，也有许多民族的许多生活方式或文化，对于其他民族和全球社会不适用。 同样地，就“中华文化”而言，其中有诸多古老民族的古老文化或生活方式，从游牧经济文化到农奴制度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并没有“普适价值”；从“怕不辣”的饮食文化到宽袍大袖的服装文化，对于许多民族和许多社会的民众也并不普遍适用。 当然，一般人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我想主要是指精神文化。至于提到某些物质文化或制度文化，例如饮食、服装文化或真正局限于家庭的“家长制”文化(现在即使在中国城市里还称孩子的父母为“家长”，而西语中的“家长”即patriarch一词，却不会用于一般的小孩父母，而另有含义)，则含有让其他民族自由选择去欣赏去借鉴的意思。然而，即使只就精神文化而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文化遗产，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对于其他民族或社会而言，同样也不能说全部都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即使只对我们中国人自身来说，也永远有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任务。 这个任务的必要性，具体说来有无数的例证。我们在此且举一例。例如，在曾经作为汉族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中，“三纲五常”既兼有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内容，又被视为具有根本地位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一原则本身却既包含着精华，又包含着糟粕，就是说，其中既有“普适价值”的成分，又有无法普适的成分。 这一原则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既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又反过来加强了封建宗法制度，甚至成了这一制度的简明表述。姑且不说“三纲”原则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无数的血泪悲剧，形成了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仅仅从理性分析来看，它是把一种过时而荒谬的自然观(乾即天，相对于坤即地来说，具有主宰性)，不合逻辑地比附到男女关系上，再不合逻辑地引申到父子关系上，又更加不合逻辑地引申到政治制度上。换言之，这项原则的基点或前提不合理，推理或推论过程也不合理，而且把几个不同的论域，即具有不同性质和不同关系的自然领域、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全部混淆了。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三纲”原则还把人类在原始氏族时代狭隘环境下形成的血缘至上观念，不合时宜地运用到了文明时代的复杂环境下，即远远超出了血缘宗族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环境中，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今天现实中所谓人情大过契约甚至“人情大过王法”(指国法)的现象，导致了法治观念淡薄以及相关的种种恶果。所以，它绝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民族的现代社会，即最常见和大量需要处理的社会关系不是亲属关系，而是陌生人之间关系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