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概念与管理伦理的实质规定

作 者:
李萍 

作者简介:
李萍,博士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有限理性概念体现了经济行为者的现实状况,在管理领域中它反映了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对抗与合作的复杂关系,并通过伦理决策分析而构成管理伦理的核心范畴,管理伦理的实质规定也可以从有限理性概念中推导出来。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9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06(2009)01-0001-05

      一

      “有限理性”①概念的主要提倡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on,1947)。西蒙指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几乎成为标准的经济分析的基础,在这种分析中,经济学家们给经济人赋予了“全智全能的荒谬理性”,这种全能全智的理性经济人与现实中人类的实际理性和可能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提出用“有限理性”取而代之,因为在市场决策中,人们不仅很难对每一个措施的结果都有正确的预测和完全的了解,而且决策人本身的技能、价值观和相关知识的储备等方面,都会对决策产生影响。总之,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等被看作是构成有限理性概念的三个要素。②西蒙相信,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寻求管理的管理人”更贴近市场运行者的内在本质,“寻求”表明管理只是一个试错过程,有限理性概念就可以为组织行为和管理决策提供接近现实的指导。

      “有限理性”冲击了迄今为止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完全理性或无限理性的预设,后者不得不做出修正,提出了“受限制条件下的最优化”。即便如此,基于理性的“最优化”仍然是可疑的,因为理性自身的局限是内在的和自身结构性的,并非来自外部环境或条件的制约,所以,由理性得出的方案、决策等都难以达到“最优化”——不论是何种形式的最优化。正如哈耶克所分析的,“人在知识和利益方面所具有的那种构成性局限(the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换言之,这个事实就是人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整个社会中的极小一部分事情,因此构成他们行动之旨趣或动机的也只是他们的行动在他们所知道的范围中所具有的那种即时性结果(immediate effects)而已。”③哈耶克将之归为人类自身的理性不及。虽然“理性”作为一种理论范畴本身包含了对经验、欲望、任性等的超越,但“理性”又无法承载太多期望,使自身摆脱固有的局限。

      但有人困惑于无限理性与有限理性的论证纠纷,意图将此学术论争消解,从而弱化有限理性概念的意义。他们认为“有限理性”与其说是方法或理论,不如说是态度或倾向;质言之,接受有限理性概念只是表明一个人比较讲究实事求是、态度谦和,除此并没有给出太多的意义。显然,这一观点过于戏谑,把原本具有重大革命性价值的概念虚无化了。有限理性概念本身也确实具有解构性、而非建构式的特点。因为完全理性设定可以简化变量,从而利于建立模型,而有限理性却引入了太多的参数,致使运算难以企及。有限理性除了具有警示、经验昭示作用,似乎在学理上鲜有建树,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有限理性仍然具有指导性,西蒙本人就是在考察组织决策的实际过程中展开有限理性论的。他发现,人们在从事组织决策时的行为并非总是遵循理性模式④,虽然运用理性是为了最有效地达成预定目标,但其结果往往并未达到效率最大化的目标,这是因为理性具有不完备性,决策时就应充分考虑受到限制的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以及使之决策受到约束的现实情形。西蒙由此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旨在建立一整套关于组织决策的描述性理论。可见,他是从理性不及和理性约束的维度来批驳完全理性假设的。

      正视并承认理性的有限性并非就一定导致非认知主义。有人担心,完全理性是看到了理性的驾驭能力,对零散、局部、特殊的综合与穿透力,有限理性则可能在否定完全理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对理性本身的蔑视,但只要将有限理性概念视为实证主义的后果,而非形式主义的产物,那么,有限理性仍然可以带来经验性知识结论。

      有限理性概念的一个扩展推论是它承认例外、个别等先锋式、试验式活动的意义。正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没有谁可能握有完全理性,因此,每个人的有限理性都是平等的,这就从人性基础上为个人自由、市场自愿行为等提供了论证。正是有限理性概念揭示了经济活动乃至现实世界中的真相,所以金融大鳄索罗斯曾断言“市场永远是错的”。他充分认识到:在完全开放、自由的市场中,没有人可以准确预知他人的决策,每个人的自我算计式决策使他人防不胜防。哈耶克指出:“在一个想保持消费者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的社会中,试图经由中央权力机构来指导所有经济活动的努力,实是人们在复杂的现代生活条件下根本就无法通过理性完成的一项任务。”⑤挑战和否认完全理性,就为无数个人的自主、自发行为所进行的各种尝试打开了方便之门。杨小凯也同样肯定了试验、冒险的意义。他说:“众多的破产案例其实是人们获得决策信息所必须的组织试验,破产企业家的贡献不见得低于成功的企业家。……破产就提供了有关最优结构的信息,使成功的组织得以被人模仿和发展。”⑥

      正如理性不一定意味着最优,有限也不一定就是受限的。但有学者对“有限理性”存在误解甚至曲解。例如,他们指出有限理性忽视了感性,忽视了民族性。“除了有限度的理性以外,我们的决策行为还受到一系列感性因素的影响”,他们甚至还提出“我们在进行组织决策研究时还应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民族特征。”⑦由于有限理性之理性并非是与感性相对的概念,所以,用感性是不能补充或反对有限理性的。同样,围绕“有限理性”而产生的争论是一个范畴式的基础讨论,并不涉及该范畴在何种具体时空背景下加以运用的变异性内容,所以,用国情和民族性来修正有限理性也是徒劳无益的。

      二

      由于理性概念正经历着由原来机械式的完全理性向有限理性的转化或部分转化,这就可以借助有限理性的多元性而向经济活动中的理性概念加入许多人文因素,如公平、利他主义等。完全理性会因这些人文因素难以数量化和无法精确测量而加以清理或排斥,但有限理性则有可能以现实性、主体性、回应性这些互动的社会指标来看待经济活动,因此,有限理性这一形式又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伦理决策分析(Ethical Decision Making,EDM)⑧。有限理性的首倡者西蒙本人就十分看重价值因素。他不仅严格区分了“事实”与“价值”两类不同的问题,而且强调在管理活动中应同时关注“事实”与“价值”这两种不同的问题。他说:“‘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向私营组织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组织要达到的基本价值观的抉择者是谁?抉择者又如何进行抉择?第二,在私营组织所选择的标的和组织所处的社会所期望达到的标的之间该如何保持协调一致?”⑨他认为管理者回避价值问题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本身就是错误的,他提醒管理者应事先充分顾及到价值问题的存在及对策。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