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典籍中的“分”约有十余种涵义，其核心之义为等级意义上的“区分、辨别”。此种意义上的“分”本质上为人伦之“分”，涉及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指对人与人进行尊卑上下的等级区分，即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二是指对人伦关系进行亲疏远近的等级区分。以往在对先秦儒家人性理论的解读中，“分”这一范畴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特别的关注。事实上，“分”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贯穿于人性理论中，儒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是立足于“分”而展开的。这种思考包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思想：“分”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本源，是人的社会生存方式，是安顿人的自然欲求的根本方法。 “分”：人之为人之本源 人何以为人是儒家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中面对的首要问题。人区别于自然万物的本质规定是什么？各家见解有所不同。墨子将“力”作为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根本标志：“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而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原因在于能“分”，这才是人区别于自然万物尤其是禽兽的本质所在。 孔子在论“孝”时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有能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番话本意为针砭世俗事亲的流弊，但同时论及了人何以为人这一重大主题。以有没有“敬”作为人与犬马的区别，其实是将道德作为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如果说孔子只是在微言大义中提出了问题，孟子则沿着这一思路开展了进一步的论证。孟子认为，人性与兽性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在与告子的论辩中有这样一段话：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 告子以为人性即是人的天然资质，性无善与不善之分。而孟子在对告子的诘难中以暗渡陈仓的方式肯定了人之性非牛之性，并将人性与兽性截然分开。那么，人性与兽性之别的根本所在是什么？孟子说：“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所谓几希，就是一点点的意思，人与禽兽的差别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么这一点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人性之善。①孟子实际上是在“心性”与“心理”上论证人性与兽性之别②，并最终将人与禽兽之别推向“分”。在孟子看来，人与禽兽的一点点区别在于人存有四种善端：“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人天生所具有的四端表现在人伦关系中：“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而“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这就是说，人所以异于禽兽之四端其实为人伦之理，如果不能认知并遵循人伦之理，那么人与禽兽便无别无异。那么，人伦之理的内在本质是什么？孟子说：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人道即人伦之理，孟子明确地将之定义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其核心之义在于对人伦关系进行尊卑上下之区分，并以此规范人伦秩序。用焦循的话就是：“定人道、辨上下，于是有君臣父子之伦，此人性之善，所以异于禽兽也。”③因此，孟子所言的作为人与禽兽之别的人伦之理是以“分”为其内在规定性的，其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对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人伦关系进行尊卑贵贱的区分与辨别；二是构建以等级为特征的人伦规范。追因溯源，人之所以为人，人性与兽性的根本区别在于“分”。如此，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在层层分析中最终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归于“分”。在这里，“分”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但是在以一种隐性而直观的方式表述其中之义。 孟子在对别家的批评中进一步论证了“分”对于人的意义所在。他批评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在孟子看来，杨朱只知爱惜其身，而不知君臣之尊卑上下之分，所以是“无君”；墨子主张“兼以易别”，认为对至亲之爱与对他人之爱没有差别，无父子之亲，故称为“无父”。杨墨之道不别君臣与父子，废弃了人伦之理中的“分”，因此使人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将人等同于禽兽。朱熹对此的评价是：“无君无父，则人道减绝，是亦禽兽而已。”④ 如果说孟子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论证“分”对于人存在的本源性意义，那么荀子则直截了当地提出，“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荀子·非相》中说：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无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栽。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礼，礼莫大於圣王。 荀子设置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即人所具有的“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的自然本性，并认为这是人“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这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说法大相径庭。但就是在这一前提下，荀子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做了深刻分析：“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辨”与“分”具有极强的互释性，“辨”即“分”，指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推而论之，也即人与人之间上下、贵贱、长幼、亲疏的等级区分，其中含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对父子、夫妇等人伦关系的等级区分；二是对以等级为特征的人伦规范的认知与自觉贯彻。这是人所独有而禽兽所无。荀子认为，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不在于外在的生理特征，而取决于是否有这种“辨”的能力。禽兽虽然有父子、牝牡，但不能辨别其中之“义”，因而无“辨”。王先谦评述道：“禽兽无辨，故贱而食之。”⑤“辨”为人所独有的能力，也是人道独有的特征，“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质言之，“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