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伊丽莎白·安斯库姆发表著名论文《现代道德哲学》（Anscombe,pp.1－19）算起，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① 已经经历了50年的发展历程。它堪称当代英美伦理研究中最强劲的一股力量，其复兴不仅开辟了自身独立的领地，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原有的功利主义、义务论伦理学，以及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研究。如今的西方伦理学研究俨然已经形成了功利主义、义务论和德性伦理学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中，亚里士多德始终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讨论亚里士多德与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关系大体可以采取两种思路：其一是首先将亚里士多德当作德性伦理学的典范，之后从他的学说中抽取对当代德性伦理学讨论有益的资源加以利用，这是当代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伦理学（Aristotelian② virtue ethics）的思路，也是国内研究得比较多的一个方面；其二是循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性伦理学的发展脉络，考察那些将德性看作伦理学讨论之核心要素的伦理学家，观察亚里士多德的地位在此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本文采取第二种思路，我相信这种思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趣的观察和有益的启发。 一、反叛：现代道德哲学的危机 德性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是以“反叛”开始的，以安斯库姆为首的一批当代伦理学家反叛自现代早期以来的以评判行动为主导的研究进路，主张恢复在古代盛行的以德性为核心的探究方式。 为数众多的学者或循着安斯库姆的思路，或另辟蹊径，对现代道德哲学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其中要点包括：（1）现代道德哲学讨论的核心“道德应该”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来源于犹太－基督教的上帝之为立法者的思想，但是在现代，上帝作为立法者的角色已经不再广为接受，因此现代道德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③ （2）现代道德哲学提出的指导原则只会破坏我们的美好生活，在我们的行为普遍性的证成理由（justification）和关爱个别人的行为动机之间表现出某种“精神分裂”的特征；④（3）由于现代道德哲学有一种过于普遍化的倾向，造成了自我与他人的不对称性，因而对道德主体重视不足；⑤（4）现代伦理学对于人的意愿给予了太多的强调，因此无法解决道德运气的问题；⑥（5）现代道德哲学的不可通约性导致道德成为面具，用以掩饰个人的偏好，⑦ 等等。 面对现代道德哲学的危机，我们至少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 （1）更努力地从现代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的框架内部寻找摆脱危机的资源，修补框架，完善论证；（2）回归前现代的伦理学（ethics）⑧，利用古人提供的资源帮助我们找寻新的道路；（3）撇开古代和现代的伦理思想，另起炉灶，创造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伦理学。绝大多数伦理学家都在沿着前两条道路进行探索，第三条道路因为前景过于昏暗，几乎没有见到谁严肃地采纳。安斯库姆推荐了第二条道路，认为我们应该回到古代伦理思想家讨论的“德性”问题上去，并以此作为伦理学讨论的起点；由此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德性伦理学运动。 安斯库姆本人建议我们回到古代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德性，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希望。随后，亚里士多德在德性伦理学家那里的地位逐渐超过了柏拉图，成为这场运动中当之无愧的焦点。这当然不难理解，因为亚里士多德既是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又对德性问题提出了最详尽和充分的论述。因此，当安斯库姆提出用德性为当代伦理学重新奠基的问题时，伦理思想家们很自然地首先把目光转向了亚里士多德。 二、建构：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伦理学 只有解构和批判大概很难得到对手的充分重视，也永远不会被当作一种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在德性伦理学发展的早期，德性伦理学家最多是被当作两种现代伦理理论的批评者，促使它们做出一些修正以完善自己的理论。而从上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德性伦理学家在继续批评另外两种伦理理论的同时，也开始建构系统的德性理论，从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詹姆斯·华莱士在1978年出版了《诸德性与诸恶性》（Wallace），该书堪称利用亚里士多德的资源从正面建构德性伦理理论的早期实践的代表作。他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系统，但是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目的论建立在个人的幸福（eudaimonia）之上，而是建立在社会规范或习俗之上。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也利用“功能论证”将德性定义为某种卓越（excellence），但是这里的卓越并不与人类的理性能力联系，没有普遍的本质，而是与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相联系，每一种德性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该理论的问题非常明显，因为把德性的基础系于社会建构很自然地会导致相对主义。该理论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虽然它非常强调德性的意义，但毕竟还是将社会的正常运转作为德性的目的，从而使得德性带有很强的工具性，这就违背了德性伦理学通常将德性置于伦理讨论核心地位的初衷，使他的理论带有很强的功利主义特征。 麦金太尔的《追寻德性》是建构德性理论进程中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名字是最常被提及的，而他们的作用却一正一反：亚里士多德代表一种正确的伦理研究典范，而康德则是最终失败的现代启蒙筹划的代表。启蒙筹划的失败给我们今天的自由主义社会造成了危机，而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从另外的传统中找到资源。麦金太尔这时选中的正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重提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以此重树我们道德的和社会的态度与信念的可理解性与合理性。”（MacIntyre,2007,p.259）麦金太尔虽然是在谈“亚里士多德主义”，但这时他心中的楷模依然是亚里士多德本人。⑨ 在从批判转向建构的第9章中，麦金太尔提出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是“尼采抑或亚里士多德”；之后花了很大的篇幅阐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ibid,chap.12）；然后用这里的阐释作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德性理论（ibid,chap.14－15）。根据他的理论，人类的善（好）包括三个要素或阶段：首先是实践，之后是叙事意义上完整的人生，最后是社会与传统。（ibid,pp.186－187）
